這幾天，杜特爾特陣營可謂是好消息不斷。在中期選舉中取得優勢后，國際刑事法院一邊也傳出了好消息，成功當選達沃市市長的老杜，回國執政還是很有盼頭的。

在國際刑事法院，不同的檢察官所負責的案件類型也有所不同。其中負責杜特爾特一案的，是一位名為卡里姆·汗的檢察官。他從2021年開始擔任該法院的首席檢察官，職責包括對全球范圍內的戰爭罪、反人類罪等重大罪行展開調查。所以在逮捕杜特爾特之后，這起案件一直是由他負責的。

（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

在這段時間里，卡里姆·汗推動了對杜特爾特案件的大量證據整理，包括提交了8565頁的書面證據、音視頻資料等，指控杜特爾特存在“系統性的殺戮行為”，并強調菲律賓政府的調查，也遠未達到國際刑事法院的標準。甚至在3月提交的起訴書中，要求對杜特爾特進行終身監禁。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在當下案件推進的關鍵時刻，這名檢察官卻出現了一些“變故”。

日前，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辦公室就宣布，卡里姆·汗被指控為性行為不端，聯合國已經介入進行調查，而汗也接到了暫時離職的通知，之后是否能返回任職，將根據調查結果決定。接下來有關杜特爾特的調查，將由汗手下的兩名副檢察官接替。

對于國際刑事法院，汗停職事件，將再次對其造成沖擊。汗被指控在剛果、紐約等地對女性助手實施非自愿性行為，而法院內部早有所謂“權力濫用”的傳聞。2024年解密的美國國務院文件顯示，美方每年向該法院提供500萬美元的“特別經費”，要求其重點關注“一帶一路”國家。這種資金依賴與個人丑聞疊加，坐實了“西方政治工具”的批評。

就在汗被停職的這個時間節點上，匈牙利以134:37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退群法案”，總理歐爾班直言稱國際刑事法院就是一個“政治化法庭”。歐盟首個退群國家的出現，徹底打破了“西方國家支持國際刑事法院”的神話。

與此同時，中國主導的國際調解院同期啟動，對國際刑事法院形成了制度性替代，再次動搖了該法院的“統治”根基。

（杜特爾特）

反之，對于杜特爾特來講，這件事情的出現，可以說為他帶來了翻身的大好機會。

汗的停職導致杜特爾特案陷入“權力真空”。雖然說副檢察官將暫代其職責，但新團隊需要時間來熟悉案件細節。這樣一來，原定于在今年9月22日舉行的聽證會，就可能因人事變動推遲，而杜特爾特律師團隊已申請將舉證期限延長至7月1日。這種延遲，就為杜特爾特爭取了至少兩個月的“喘息期”，其陣營可借此完善辯護策略，甚至通過菲律賓國內政治運作施壓國際刑事法院。

此外，停職事件也可以成為杜特爾特陣營攻擊該法院的“彈藥”。當前老杜的律師團隊已經提出了兩項關鍵動議：一是要求取消兩名法官的審理權，理由是他們曾參與杜特爾特相關案件，可能存在偏見。若這一申請獲準，這一案件現有的審判框架，將被徹底打破；二是質疑該法院的管轄權，強調菲律賓最高法院未授權其審判。

同時汗被指控為“性行為不端”的丑聞，也被杜特爾特團隊渲染為是“司法腐敗”，并要求公開所有證人身份信息以證明證據合法性。這些策略，都有望從根本上動搖這起案件的根基。

最后，杜特爾特陣營現階段正在將停職事件，包裝成是“西方司法霸權的崩塌”。其支持者在海牙拘留中心外持續抗議，宣稱國際刑事法院是“美菲政治斗爭的工具”。

最為重要的是，杜特爾特陣營在中期選舉中取得優勢，也對老杜回國有所幫助。

現階段，杜特爾特陣營在參議院占據5席，而馬科斯陣營僅獲6席。彈劾副總統莎拉需16席的絕對多數。這意味著馬科斯陣營將徹底喪失彈劾莎拉的可能性，杜特爾特家族的政治核心將得以保全。

（小馬科斯中期選舉落下風）

作為家族的實際操盤手，莎拉便可集中資源推動父親回國，當下她已聯合23名參議員啟動《主權司法保護法》立法程序，這將直接挑戰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

同時，杜特爾特以8:1的優勢當選達沃市市長，其家族成員也控制了棉蘭老島4個省份的行政權。這種“獄中勝選”的政治象征，結合汗的丑聞，進一步強化了“杜特爾特代表民意對抗國際壓迫”的敘事。其女兒莎拉?杜特爾特更借機發起輿論攻勢，稱逮捕其父是“對菲律賓主權的侮辱”。

總之，卡里姆?汗的停職不僅是個人丑聞，更是國際刑事法院系統性危機的總爆發。而杜特爾特的回國通道，很可能就此被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