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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在了解到陳嘉銳老師參加國家隊65周年聯誼活動，機不可失，有幸了解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的口述，感謝木棉花老師的協調。

陳嘉銳：回憶與吳清源金庸先生的故事 國家隊重聚很開心

1987年赴日發展及在港經歷

1987年那會兒，中國圍棋和日本圍棋的差距非常大。在國家隊時，我們有個口號：要打敗日本九段，不管是誰，贏一盤就了不起了。像陳祖德，他輸給日本九段不知道多少次，但只要贏一盤，就會有慶功會。你可以想象當時中日的差距有多大。

我們這些年輕棋手，想和日本棋手下盤棋都不容易。基本上，那些老前輩們包攬了去日本比賽或日本代表團來中國比賽的機會，我們年輕棋手，真是下一盤棋都難。

所以，我去日本的最大目的，是希望能在日本棋壇得到更好的鍛煉和發展，多和日本棋手下棋，提高自己的棋藝水平。其實，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渠道或人情關系去日本。當時我在香港剛拿了個世界業余冠軍，正好有一批關西的業余棋手來香港旅游，順便下棋。關西棋院的八段棋手倉橋正藏，擔任他們旅游團的顧問。

他們來香港主要是為了與香港圍棋協會的棋友進行交流。當時我也在香港，正好參與了這次活動。我與倉橋進行了一場公開比賽，結果我贏了。賽后，我們一起吃飯，席間我向倉橋表達了感謝，說：“您來香港還給我下了一盤棋，我在香港沒有對手，能與您下上一盤，我感到非常高興。”倉橋回應道：“如果你想下棋，可以來日本，我們隨時歡迎。”我以為這只是隨口一說，便回應道：“好啊，我當然希望能去。”

然而，交流團中有一位名叫兵頭俊一的業余棋手，他專門負責這次交流活動。他認為我去日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并認真對待了這件事。結果，他讓倉橋向關西棋院提出，表示希望我能去日本下棋。這讓我感到意外，因為我原本以為那只是飯桌上的閑聊。

從那時起，事情就開始有了轉機。那位名叫兵頭俊一的業余棋手，他所在的團體與職業棋手倉橋有著密切的聯系。倉橋在關西棋院頗具影響力，這得益于他的家族背景。他的兄弟橋本昌二和關山利夫都是棋界的重要人物，而他們的師傅則是關山利一，他是關西棋院的創始人。關山利一有三個孩子，大兒子關山利夫，還有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了橋本昌二，另一個則嫁給了倉橋。這個家族在關西棋院也頗有勢力。

后來，經過倉橋先生引導，我正式向關西棋院遞交了申請加入意向書。接著就是定段的問題，關西棋院提出最多可以授予三段，因為吳清源老師當年去日本時也是給三段，我能跟吳老同等待遇已經是“天價”了。但當時我已經是中國七段棋手，很為難。我提出各退一步取其中五段，因82年中國棋院也是給我定了五段。但仍遭到關西棋院一些人的極力反對，最后幾經周折，在吳清源老師的幫助下才定下五段。

我妻子是香港人，1983年我們結婚后她帶我去了香港。查良鏞先生安排我去那里工作，一邊教他下棋，一邊工作。查先生與國內棋界的交流頗多，他贊助了新體育杯比賽，也認識不少國內棋手，甚至請了陳祖德去他家里療養。原本是讓我陪同陳祖德去的，但后來不知為何換了其它人。查先生特意提到，之所以請我，是因為我是廣東人，會說廣東話。

至于在日本的挑戰，語言文化對我來說并不重要。因為我們下棋的人，不需要說話，也不需要寫字，只要把棋子往棋盤上擺就可以了。擺到最后，贏了就拿錢，輸了就沒了，就這么簡單。所以對我來說，贏棋才是最關鍵的，不需要什么關系、文化或語言。當然，和其他人交往時，這些就需要慢慢學了。但就下棋工作而言，那時候還不需要，一心想贏就可以了，沒什么復雜的。

我跟金庸先生開始完全不認識，他喜歡圍棋，和國內的一些棋手都很熟。我當時在國內下棋，所以他也知道我這個棋手，當然也知道我是廣東人。

對我來說，去香港后就成了第一高手。在大陸我是七段，而在香港都是業余選手。因此，金庸先生讓我教他下棋，我大概每周教他三次。后來，他安排我在報館工作，擔任體育記者。他知道我在國內從事體育工作，與其他運動員和廣東隊的人也很熟悉。所以，有比賽時，他讓我與大陸那邊打交道，這樣比較方便。

當時我進去時，他給我的工資是3200港幣。這3200港幣包括我擔任體育記者的工資，以及每周教他三次下棋的費用。當時這已經算很多了。后來，我代表香港拿了世界業余冠軍，他給我加薪到3800港幣。我離開香港時，明報給我的工資是3800港幣。

當時國內的工資估計在80年代，也就幾十塊人民幣吧？

與日本棋手三番棋比賽與購房緣由

對于我這個五段，一些人很不服，所以我一到日本，他們馬上安排一個三番棋對決。

第一盤棋，我輸給了橫田茂昭五段。那一盤棋我下得挺辛苦的。下完棋后，我站都站不起來，腿都麻了。因為長時間跪在榻榻米上，腿麻得不行，一盤棋下來，加上讀秒，要七八個小時，真是難受。那一回我輸了，他們那些人很高興，說肯定要給我一個3:0，來個下馬威什么的。

第二輪我對陣湯川光久六段，幸虧我贏了，那一盤棋贏得還挺順利的，他們就沒話說了。第三盤他們特別緊張，我跟高原周二七段下成細棋。幾個贊助老板老問那個裁判長宮本直毅，他說這局肯定沒問題，要拿下來，團里還準備搞了個慶祝會。我還在那里扣官子，結果我贏了半目，總分我也贏了。后來他們連慶祝會都沒有了。

這一上來，起碼就是把這關過了。我輸給五段，連贏了六段和七段兩盤，結果是2:1把他們打敗。他們也沒話說，肯定了我有五段的實力。后來也有一定的對局費，但不高，我記得是下一盤有6萬日元。

我三盤都贏了，不管輸贏，總共拿了十幾萬日元。

我開始參加日本的正式比賽，比如棋圣名人本因坊的比賽。一開始我還連贏了10盤，這一下子他們都沒話說了。這完全是靠實力。所以說，最后還是要靠實力，不能靠關系。這個就像吳清源當年，就要靠這個氣下十番棋，要不人家都看不起他。你看不起我，我就跟你拼了，不要客氣。連贏了十盤以后，還打進了碁圣戰本賽，最后跟林海峰對上了。

這是我第一次跟林海峰老師對局，我最終輸了。不過，我已經打出了自己的風格。

我是從1987年開始下棋的，一直持續到1989年。那一年，我預選決賽輸給了坂田榮男，沒進本因坊循環圈。但在91年，我經過努力，終于戰勝了坂田，成功進入循環圈。

我在循環圈里先后戰勝了加藤正夫、大竹英雄、林海峰和今村俊也。最后跟小林光一爭奪挑戰權，結果我輸了。那一年是1991年，我大概36歲，已經升到了七段，連續擊敗了幾位超一流棋手。

在這一系列的比賽中，我推出了"兩間守角"的下法。這種下法是我在進入循環圈時，經過深入研究后下出的一招。當時，這一招讓對手們措手不及，甚至在圍棋報刊上被稱為"陳流"，就像陳祖德的"中國流"一樣。

我從1991年開始使用這種棋法，效果相當不錯。由于對手往往摸不清我的路數，這給了我很大的機會。雖然那一年我輸給了小林光一，沒能拿到挑戰權，但依然保留了循環賽的資格。第二年，我繼續在循環賽中使用"陳流"，并贏了不少人，包括石田芳夫和大竹英雄，還有山城宏。

當時我住的地方是租的，房東突然提出要漲租金，而且一下子要漲20%，我覺得太離譜了，跟房東商量，最多只能接受10%的漲幅。最后房東妥協了，只漲了10%，但他心里很不滿，過了一段時間就想把我趕出去。

我要是被趕出來，就沒地方住了。其實我租這個房子是靠關系才租到的，因為那時候中國人在日本租房很困難。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國人，擔心我們住他們的房子會賴著不走，或者交不起房租。所以很多房東都不愿意租給中國人。

房東要我走，我不得不重新找房子。但找房子還得通過關系，我覺得這樣太麻煩了。其他棋手都沒有這種困擾，就我有這個問題。而且我收入也不低，還要靠關西棋院才能租到房子，實在說不過去。最后我一咬牙，決定干脆買套房子算了。既然房東不愿意租給我，那我就自己買吧。雖然買房是個大決定，但也是無奈之舉。

吳清源老師和師母在香港中文大學領取文學博士稱號時合照，左1是陳嘉銳夫人

八十年代棋手赴日經歷與中日圍棋發展情況

當我要去日本的時候，金庸先生很樂意為我做擔保人。他幫助過一些人在美國留學時擔保。

后來，金庸先生對我說：“你是我們《明報》的職員，你是去日本下棋。這比那些去留學的人，甚至那些我根本不認識的人，要好得多。我當然愿意為你擔保。我甚至為那些與我毫無關系的、去美國留學的人的哥哥弟弟都做了擔保。為什么不能為你擔保呢？你不僅是我的職員，而且去日本還有工作和下棋的機會，收入也不成問題。擔保只是簽證的一個手續，實際上什么都不用做。”他就是這樣說的。

在80年代，具體來說，我是1987年進入關西棋院的。當時，中日韓之間的圍棋水平差距很大，日本對中國可以說是碾壓性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現在你要換一個像柯潔這樣的頂尖棋手，或者是誰，贏了日本人的比賽，都沒人知道，可想而知，當時贏了日本是多么的英雄，多么的厲害啊。這說明了當時中國跟日本的差距太大了。在這么大的差距下，你把他們的超一流棋手打敗了，那當然是成了英雄人物啊。現在柯潔贏的一百個人都比不上老聶那會兒贏的幾個人，這可想而知。

我們這一代的棋手，受到文革的影響，從66年到72年棋都不能下了，那幾年是我的黃金年代啊，12歲到18歲這段時間，你不能下棋，那對你以后影響多大？現在他們年輕棋手不存在這個問題啊，所以他們的水平要比較高啊，那也是正常的。

反正我們那一會兒在日本，有很多中國棋手，主要是中國臺灣棋手，其實就是當時日本圍棋水平最高，它的比賽制度最完善也很合理，所以我們就在那里下棋啊，就是要好好在那里拼搏一下。

在日本期間，我深切感受到國家榮譽的重要性。當時，一位日本老九段棋手南善已曾問我："你一個人在日本拼搏，為什么看不到你的同胞來支持你？"這個問題讓我一時語塞。

他繼續說：“你看，中國臺灣和韓國的棋手在日本取得好成績時，他們的家鄉都會大力宣傳。比如趙治勛被稱為韓國的民族英雄，林海峰被中國臺灣領導人親自接見。而你，似乎孤軍奮戰，既沒有人支持，也沒有人宣傳。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無法直接回答他的疑問。當時中日經濟差距巨大，能出國的人本就稀少，難免會招來一些羨慕和嫉妒恨。但這些話，我也不便對日本人明說。

我只是簡單地回答他，主要是中日之間的經濟差距太大了，他們也沒有能力來幫助我，所以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或許等中國經濟好起來，情況會有所改善吧。這就是當時的現實。

何時開始接觸圍棋？

我最初接觸圍棋是在廣州市寶源中約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學校開設了圍棋班，由老師教授。我的父母完全不懂圍棋。正是在小學的圍棋班上，我受到了啟蒙，開始學習圍棋。后來，我曾在廣州市小學生圍棋比賽中獲得第一名，并參加了全國比賽，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績。廣東棋隊因此吸收了我。其實，我在小學五年級時就進入了廣東隊，但六年級時恰逢文化大革命，隊伍解散了。解散后，我回到學校繼續讀書，進入了廣州32中學，在那里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學業。

畢業后，學校分配我到廣州市外貿局工作，擔任通訊員，在那里工作了四個多月。后來，廣東隊再次招募我，于是在1972年底，我重新加入了廣東隊。1973年，國家集訓隊組建，我又進入了國家集訓隊，并最終成為國家隊的一員。就這樣，我在圍棋界摸爬滾打了十多年。

關于我的段位，1982年定段時是五段。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升到了七段。在去香港之前，我的段位是七段。

與吳老、查先生的交往及日本棋手生涯與老友相聚

先說說吳老吧，就是吳清源老師。1986年，他來香港接受中文大學頒發的文學博士學位時，一些老板拿出紙墨，請吳老為他們題字。吳老欣然應允，寫了不少字。后來，他也主動提出要為我寫一幅字。我原本不敢奢望，但那些老板們堅持，吳老便也為我寫下了幾個字：“心誠求之，無福不臨。”

吳老的意思是，只要心誠，幸福總會到來。他鼓勵我專心下棋，不要分心，心誠則靈。那幾個字“心誠求之，無福不臨”寓意深刻，幸福總會光臨，“臨”就是到來的意思。吳老的境界與我不同，我也不便評論他的性格，畢竟他們的境界比我高。

我總是非常尊敬他們，他們也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和鼓勵。我覺得他們很會看人。有時候，我介紹一些人給查先生和吳老，他們都不喜歡。我去吳老家時，也總有些業余的要我帶著他們去，有時候我也很難拒絕，但都被吳老拒絕了。像吳老和查先生，他們能看出一個人的心，能看出這個人是否誠實、是否值得信賴，即使有些人說話再好聽，他們也不會跟你來往。

現在日本做什么工作？

我現在在日本，依然是一名棋手，還在參加比賽。這次我請了一個月的假，跟關西棋院協商好這個月不安排比賽，下個月才開始。所以回到日本后，我還要繼續比賽。

我們的制度跟國內有點不一樣，比如退休和拿退休金。在日本，65歲就能拿到退休金，但你不退休也可以繼續工作，退休金是政府給的，跟公司沒有直接關系。所以，我從65歲就開始領取日本政府的退休金。

我之前還在關西棋院比賽下棋，拿對局費，現在跟以前一樣，65歲前后沒什么區別。我現在70歲，可以干到八九十歲也沒問題。就像杉內雅男，他九十歲還在比賽呢。

對國家圍棋隊成立65周年活動感想？

堅行也跟我說了，這次他要搞65周年的活動，希望我一定要回來。他說，再不回來，可能就沒機會了。因為成立50周年的時候，我正好比賽忙，沒回來參加，所以他這次特別叮囑我一定要回來。

我很期待著我們這些老棋手的聚會。所以我早就提前回來了。作為地元人，見到以前的老朋友，真的很高興。我們聊起了以前的那些生活，那些無憂無慮的浪漫、把記憶都找回來了。很多東西都忘了，現在又記回來了。這對腦神經是一次很好的修復，展望未來，對腦回路也有很大的好處。

這幾天我們過得很開心，只是不知道以后還能不能再聚了。這次能回來，當然要感謝容堅行和東湖棋院。但你們也知道，我和容堅行從小一起學棋，大概10歲左右，在圍棋學校，他就是我的師兄，我們從小就在一起。所以，你要說怎么感謝，我和容堅行的關系根本不需要說這些。我內心是很感謝他的，但像我們這種兄弟之間的關系，你要說感謝掛在嘴邊，那就太見外了。你要跟你的兄弟說“我很感謝你”，人家聽起來都覺得你這個人是怎么一回事。

在東京獲得世界業余錦標賽冠軍后，陳嘉銳夫婦與吳清源老師和師母合影

如果重走人生路～，還選擇日本嗎？

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問過我，包括我的同學。那我該怎么回答呢？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方面是人生的經歷，我覺得是對的。比如說，你走過的路，你覺得人生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應該是見識到這個世界，增長自己的閱歷。我覺得我并沒有走錯。我去了日本，也到過香港，至少讓我了解了日本人的內心和他們的文化。

第二個方面從財富積累上說。錢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從這些經歷中獲得了什么。這些經歷讓我更加開闊了眼界，也讓我對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我覺得這些經歷是非常寶貴的。

個人人生經歷、財產狀況及日本退休制度與下棋經歷

人生嘛，總要有經歷。我覺得自己的經歷還算豐富：去過香港，在那里度過了30歲生日；后來又去了日本，經歷了很多。從人生閱歷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自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但從經濟方面來說，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日本這幾十年一直在走下坡路，而國內這幾十年卻蒸蒸日上，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在日本下了三十多年的棋，最后卻什么也沒得到。反觀國內，那些發展三十年的朋友們，個個家財萬貫，退休金也比我高得多。

日本的退休制度

我現在在日本拿的退休金只有10萬日元一個月，折合人民幣才5000塊。而我的師兄弟們在國內，退休金都是1萬到2萬多不等，是我的三四倍甚至五倍。再說房子，我90年代在日本買的房子，現在貶值得厲害，連200萬都不值了。而國內那些擁有好幾套房子的人，他們的財產比我多得多。

如果單從財產方面考慮，我肯定比不上留在國內的朋友們。但要說選擇人生的道路還是選擇財產，如果財產優先的話，我當初留在國內說不定也能家財萬貫。但我選擇了走出去，經歷了這么多，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獨特的生活體驗。

關于日本的退休制度，很多人問過我，我也解釋得很清楚。其實，中國的退休制度是借鑒日本的。我剛進入關西棋院時，棋院就像一家公司，為我購買了社會保險。具體來說，他們從我的工資中每月扣除2萬日元，同時棋院也支付2萬日元，總共4萬日元用于社保，也就是所謂的退休保險，在日本被稱為厚生年金。

我從三十幾歲開始繳納，一直交到六十多歲。現在，我每月能領取10萬日元的退休金。這種屬于有單位的退休保險。另外，還有一種針對個體戶的退休保險，叫做國民年金保險，相當于自由職業者的保險。這種保險的繳納金額是固定的，與收入無關。在日本，如果繳納滿40年，每月可以領取68,500日元。如果繳納時間不足40年，比如30年或20年，領取金額會按比例減少，即68,500日元除以40，再乘以實際繳納年數。

另外，一般在公司買的厚生年金是包括配偶的保險的，但只有自由職業者的國民年金部分，比如我在棋院繳納了30年的厚生年金保險，里面也包括給我老婆繳納了30年的國民年金，因此68,500÷4×3。我妻子領取的退休金只有5萬日元左右。

另外，關于配偶的保險，我妻子購買的是自由職業者的國民年金，而我則是通過公司繳納的厚生年金。因此，我妻子領取的退休金比我少。

至于我現在的工作主要是下棋比賽。以前有教學生，現在已經沒了。教小孩下棋并不賺錢，更多是一種普及活動。我沒有徒弟。這與我妻子有關，她不愿意讓別人的孩子住在我們家里。

教小孩下圍棋，很多都是義務免費去教的。比如像夏令營那種活動，跟國內大不一樣。但在日本，教老頭下棋是賺錢的，比如在區里的棋會館、棋會所，你去教棋，這些地方是賺錢的。

我在日本時，不少老板請過我教棋，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他們大多已經去世了。我當時三十幾歲，他們六十歲左右，我現在70歲，他們如果不死就上百歲了。我教過一位會長老板下棋，直到他100歲。最近還有一位90多歲的，是醫院的理事長那種級別，但他們下棋也只是追求一種樂趣。

以前在香港，我教查先生下棋。查先生也說我教他下棋，但香港所有人的說法是我陪查先生下棋，而不是教他下棋。比如他們會說：“你又來陪他下棋了，這個星期陪了多少回呀？”所以，在香港，大家都說我陪查先生下棋，而不是教他下棋。這個我也可以理解，畢竟人家是老板，他付錢，我跟他下棋。在日本也一樣。

雖然名義上是教他們下棋，但實際上，他們并不要提高棋藝水平，只是隨便玩玩，也不怎么動腦筋。說得直白點，這其實和陪他們下棋沒什么兩樣。不過，我們對此也無所謂，就當作是陪他們下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