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同時，國民黨在不斷搞摩擦。

在這樣的背景下，延安召開了一場文藝座談會，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講話內容成為當時與后來文藝創作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

時至今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卻需要注意時代變化，不能生搬硬套。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分為“引言”與“結論”兩個部分。“引言”內容較少，結論內容較多。

在引言中，毛主席首先說明，“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毛主席肯定了“五回四”以來文化軍隊對于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貢獻，說：

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

寫到這里，不得不再批判一下項立剛于5月4日發表的謬論。

5月4日，項立剛發文稱新文化運動基本是文人的臆想，是文人的自吹自擂。項立剛說中國今日之強大與當時文人從國外引進先進思想無關，等于徹底否定了五四以來文人的貢獻。

這種言論自然是無知透頂的。不過，項立剛如果知道毛主席說過上面那句話，他肯定就不會如此大放厥詞了。

毛主席肯定五四以來文人的貢獻，是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但這并不意味著當時的文藝工作就沒有問題。

在引言中，毛主席指出的問題有：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等。這些其實是相互聯系的，是相互統一的。

毛主席指出，文藝作者要站在無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要站在黨的立場，歌頌自己人，暴露敵人，要為工農兵以及干部服務。

“結論”部分，總體上算是對“引言”內容展開論述，也補充了對于文藝創作的方向、方法的具體說明，并論述了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

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導今天的文藝創作，需要注意時代的變化，適當調整，而不能生搬硬套。這主要體現在“態度問題”這方面。

首先要認識到，毛主席明確指出，歌頌與暴露兩種態度都是需要的。這說明，在文藝創作中，歌頌與暴露都沒有毛病。而實際上，這也是古今中外都存在和認可的兩種基本創作態度。

但這是不是說，一個文藝工作者既要寫歌頌的、也要寫暴露的呢？當然不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其創作的內容，可以都是歌頌的，也可以都是暴露的，還可以兼而有之。這與個人創作風格、長項有關。

其次，更要認識到，由于時代的變化，暴露的對象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時處在革命戰爭時期，文藝工作者叫作“革命文藝工作者”，要暴露的是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要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并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

這一點，在“結論”部分說得更具體：

對于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留的惡劣影，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有缺點，這種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

由此可見，當時因為處在革命戰爭時期，暴露的對象是敵人。而現在是和平建設時期，反革命的敵人已經被消滅，顯然不能再是暴露的主要對象。

以前的革命題材當然還要寫，但寫和平建設時期的題材應該成為主流，以發揮文藝的社會服務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暴露的主要對象就變成了一切危害人民、國家利益的人和事。

敵人被消滅，不能再危害人民、危害國家，但是社會上有一些黑惡勢力，或有一些干部腐化、墮落或愚蠢，這些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危害著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文藝作品要對此進行暴露。《人民的名義》就是這方面的優秀作品。

《人民的名義》是徐州籍作家周梅森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另一部優秀作品《絕對權力》也被改編成電視劇。這兩部都是反映官場貪腐問題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