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侵華日軍以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北平附近的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拒絕后炮轟盧溝橋，中國駐軍第29軍奮起抵抗。這一事件標志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起點。次日，中共中央通電全國，呼吁“全民族實行抗戰”，而國民政府最初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就地解決”。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實是毛澤東與蔣介石對于時局的戰略性判斷，存在根本差異。

七七事變是一次“突發性”事件，卻又是侵華日軍蓄謀已久準備的。毛澤東與蔣介石在七七事變中的戰略判斷差異體現在對事件性質的界定上。

事件性質的界定

（1））毛澤東（中共中央）：

事變次日（7月8日）即通電全國，明確此為“日本全面侵華的開端”，判定日軍行動是“滅亡中國的總進攻”，號召“全民族立即抗戰”。這一判斷，是毛澤東等于基于對日本“大陸政策”的深刻認知：日軍侵占華北，將徹底打開日軍占領中國的通道，中國若妥協則國將不國。

（2））蔣介石（國民政府）：

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等人認為這是如之前九一八事變、長城事變、張北事件等一樣的“局部沖突”。7月9日，蔣介石密電第29軍軍長宋哲元，要求“應戰而不求戰，勿使事態擴大”，試圖通過外交談判“就地解決”。其邏輯就是避免對日全面開戰，爭取調停時間。這樣做的本質是蔣介石等人對日軍野心與戰爭全局性認知不足。

由于對事件性質認識的不同，毛澤東和蔣介石應對的策略也存在較大的分歧。

毛澤東和蔣介石應對的策略上的分歧

（1）毛澤東的破局思維：主張“以全民動員打破日本侵略計劃”。具體策略包括：

① 放手發動群眾，將戰爭性質升華為“全民族的解放斗爭”；

② 國共合作，建立全民抗戰的統一戰線，一致對外；

③ 全國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八路軍以游擊戰消耗日軍。

（2）而蔣介石則是保守應對：采取“有限抵抗+國際調停”策略：

① 軍事上僅要求守軍“寸土不讓”，卻未做全國性戰爭動員；

② 外交上依賴英美干預，甚至7月中旬仍向日本駐華大使表示“愿和平解決”；

③ 對中共提防多于合作，遲至8月上海八一三事變后才同意紅軍改編。

蔣介石的決策暴露出對日軍“蠶食中國”戰略的誤判，以及懼怕群眾力量崛起的階級局限。

毛澤東與蔣介石對于七七事變分歧的實質是兩種戰略視野的結果

（1）毛澤東是全局視野：

① 從全球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宏觀和日軍侵華的歷史出發，看清日軍侵華是“系統性吞并”中國，局部退讓必致自己全面潰敗；

② 認為唯有激發底層民眾力量（“戰爭的偉力存在于民眾之中”），才能彌補中國在武器裝備上的劣勢；

③ 將抗戰與中國的社會變革相結合，視其為重構國家權力的契機。

（2）蔣介石是局限性的認知：

① 缺乏對日本戰略意圖的透徹分析，幻想通過妥協可換取日軍止步華北；

② 固守“正規軍作戰”思維，忽視游擊戰與人民戰爭的價值；

③ 維護官僚體系與小集團利益優先，導致動員能力低下，錯失初期布防良機（如平津迅速淪陷）。

歷史驗證

毛澤東的判斷在七七事變后迅速被證實。日軍7月底占領平津，8月進攻上海，蔣介石被迫全面抗戰。而國民政府初期消極應對導致的戰略被動（如華北防線瓦解、精銳部隊倉促投入淞滬會戰），印證了毛澤東對“片面抗戰必然失敗”的預見。陳冠任暢銷書《大河向東：他們為什么追隨毛澤東》記述了毛主席與老蔣對于七七事變判斷的差異及其根源，該書曾經名列中國政治軍事暢銷書熱賣榜第九名（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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