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立波

大生產運動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根據(jù)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guī)模生產自救運動。大生產運動使陜甘寧邊區(qū)和各抗日根據(jù)地軍民勝利地度過了抗日戰(zhàn)爭的最困難時期，為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提供了物質保證。毛澤東是大生產運動的發(fā)起人，親自參加勞動，在運動中被評為特等勞動模范，極大地推動了大生產運動的深入開展。

抗戰(zhàn)時期陜甘寧邊區(qū)的處境，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困難真是大極了”

鄧小平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文中談到：“同志們總記得，在延安的時候，生產運動是怎么搞起來的。為什么提倡生產運動呢？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征糧征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澤東同志看法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群眾的呼聲嘛！毛澤東同志就是偉大，就是同我們不同，他善于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毛澤東同志非常注意群眾的議論，群眾的思想，群眾的問題。”

1938年10月日本軍隊占領武漢后，改變其侵華政策，逐步將主要軍事力量轉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jù)地，實行滅絕人性的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國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誘降面前，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破壞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包圍封鎖陜甘寧邊區(qū)及各抗日根據(jù)地。1940年10月，國民黨由拖欠軍餉到切斷和完全停發(fā)軍餉。這樣，部隊的生存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加之華北等地連年遭受自然災荒，致使整個抗日根據(jù)地財政經濟發(fā)生極大困難，軍隊供給瀕于斷絕，陷入沒糧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經費的困境。如毛澤東講的，當時“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zhàn)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的程度。根據(jù)地大大縮小，干部損失很多，其困難程度超出人們的想象，用毛澤東的話說“困難真是大極了”。

在嚴酷形勢的逼迫下，邊區(qū)人民的公糧負擔加重了。1938年，征收公糧1萬石；1939年，征收公糧5萬石；1940年，征收公糧9萬石；1941年，征收公糧增加到20萬石。陜北百姓為了戰(zhàn)爭的需要，勒緊褲帶，拼命地向貧瘠的土地要糧，但往往還是完不成任務。一邊是催糧很緊，一邊是糧食不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嚴重的挫傷，開荒的數(shù)量迅速下降，糧食增長的速度迅速減緩。邊區(qū)農民群眾既要多交公糧，又要運輸公鹽，深感負擔沉重，出現(xiàn)了不滿情緒。

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召開縣長聯(lián)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突然天降大雨，電閃雷鳴，會議室也遭雷擊。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被雷電擊死，一位農民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斃。事后，這位農民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wèi)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制止了。

毛澤東陷入深思：一個農民為什么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反映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問題？后來發(fā)現(xiàn)是由于征糧過多，農民負擔太重所致，于是很快糾正過來。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根據(jù)地掀起大生產運動熱潮

早在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毛澤東就已認識到外援不可靠。1939年1月，當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派其精銳部隊封鎖、進犯陜甘寧邊區(qū)后，2月2日，邊區(qū)政府在延安專門召開了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張聞天、李富春等同志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毛澤東號召陜甘寧邊區(qū)軍民“自己動手，生產自給”，要求部隊在不妨礙作戰(zhàn)的條件下參加生產運動。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生動而深刻的講話：

面對嚴重的困難，我們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從古以來的人類究竟是怎樣生活的呢？還不是自己動手活下去嗎？為什么我們這些人類的子孫連這點聰明都沒有呢？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于這方面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各根據(jù)地軍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fā)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全軍“一面戰(zhàn)斗，一面生產，一面學習”。從此，大生產運動在陜甘寧邊區(qū)和敵后抗日根據(jù)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節(jié)都要到當?shù)鼗鶎诱o民眾拜年。他借這個特殊時機和特殊形式，一是為了加深同民眾的感情，進一步密切與民眾的關系；二是為了深入調查研究，直接傾聽民眾的意見和呼聲，了解民心民情。

1941年春節(jié)的前一天，毛澤東一早就帶領幾位領導干部和身邊工作人員來到棗園鄉(xiāng)政府向民眾拜年。毛澤東說：“今天第一件事是給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對當前工作的意見和看法。”大家夸起黨中央和抗戰(zhàn)形勢大好的情形來。毛澤東聽后擺擺手說：“今天我們不說這些，說點別的。大家要談我們不足的地方，談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頓時，在場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談什么是好，顯得十分拘謹。

毛澤東鼓勵大家說：“我們共產黨是真心實意為老百姓服務的，制定的各種規(guī)章制度和方針政策，都是要讓大多數(shù)人開心滿意，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歡迎。”毛澤東勉勵大家說：“如果聽不到你們的心里話，得不到你們的批評幫助，不知道你們在想什么，不了解你們的希望和要求，我們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我們的決策就會出現(xiàn)偏差和失誤。你們說是不是這個道理呀？”

大家敞開心扉，暢所欲言。有人說從大部隊來到陜北，征用的公糧太多，老百姓負擔不起。也有人說吃糧問題解決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難就會加重，部隊也得不到很好發(fā)展。糧食問題早就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可是沒有好的解決辦法。陜北地處黃土高原，土質貧瘠，幾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幾年部隊來到這里，人口劇增，糧食就更不夠了。加之國民黨對邊區(qū)實施經濟封鎖，糧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運。原先劃定的延安、延長、延川、綏德等26個縣歸邊區(qū)政府管轄，作為八路軍的募補區(qū)，但有5個縣先后被國民黨搶過去，八路軍募補區(qū)內的耕地面積大大減少。這樣，邊區(qū)糧食緊缺和經濟不景氣就可想而知了。

◆毛澤東在延安。

毛澤東認為，共產黨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政黨，加重群眾負擔有違黨的宗旨，因此下定決心減輕群眾的負擔，僅糧食征購量就由20萬擔調整為1942年的16萬擔。由此一來，留下的缺口怎么辦？更何況，自身力量和各項事業(yè)還要大發(fā)展。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發(fā)展生產。

1941年，針對當時面臨的經濟上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強調走生產自救的道路。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qū)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闡明了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是“發(fā)展經濟，保障供給”。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下，各根據(jù)地軍民很快掀起了大生產運動的熱潮。

毛澤東視察南泥灣，口袋里裝了半只燒雞

1940年5月，朱德從太行前線回延安，協(xié)助毛澤東指揮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的軍事斗爭。他感觸最深的一點就是：這時的延安城與3年前相比，人多了，機關多了，東西卻少了。朱德認為，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很難扭轉困難局面。9月2日，朱德邀請董必武、徐特立、張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視察，隨后特意前往南泥灣等地考察。在這次南泥灣考察中，朱德看到南泥灣這塊地方可以實行軍墾。從南泥灣調研回來后，朱德來到毛澤東住的窯洞，匯報了南泥灣考察的情況和準備調部隊進行屯墾的打算。毛澤東聽完，連聲稱贊：“這件事你朱老總抓得好，抓得好哇!”

1941年春節(jié)過后，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決定，號召邊區(qū)黨政軍民，把大生產運動再向前推進一步，所有單位和個人，都要根據(jù)實際情況，訂出生產計劃，規(guī)定出生產指標。

1941年3月，359旅遵照毛主席“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wèi)黨中央”的指示，在王震的指揮下，開始分批從綏德警備區(qū)開赴南泥灣，開始了“背槍上戰(zhàn)場，荷鋤到田莊”的墾荒屯田。據(jù)統(tǒng)計，1941年359旅共開荒1200畝，收獲細糧1200石，收獲蔬菜82.4萬公斤，打窯洞1000多孔，蓋房子600余間。359旅以農業(yè)生產為主的同時，還先后辦起了紡織廠、被服廠、造紙廠、化工廠、制鞋廠等。制鞋廠年生產單鞋2500余雙，棉鞋1200余雙；化工廠年產肥皂10余萬條；被服廠年產單衣2.5萬套，棉衣1.2萬套；榨油廠年產食油萬余公斤。能供部隊所需，有的產品還可向社會銷售。

短短3年時間，昔日“爛泥灣”變成了“米糧川”“好江南”，359旅因此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有了南泥灣的收獲，抗戰(zhàn)乃至中國革命才度過了非常時期，紅色延安才走過了“寒冬”。1943年2月，西北局高干會議上，毛澤東親自為該旅4位領導干部題詞，給王震題詞“有創(chuàng)造精神”，并嘉獎了359旅全體將士，命名為“發(fā)展經濟先鋒”。

毛澤東一直想親眼看看南泥灣的面貌。1943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彭德懷、鄧發(fā)、張聞天、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灣視察。

◆1942年4月，朱德、賀龍、王震等人視察南泥灣。

一到南泥灣，看到長勢喜人的莊稼，毛澤東心里十分高興，邊走邊看，連連稱贊王震有辦法。他和地里勞動的干部戰(zhàn)士親切交談，整整走了一個上午。

王震認為毛澤東經過半天坐車的顛簸和步行，一定很累了，于是請他先到旅部吃飯休息。毛澤東聽后笑著說：“剛來就開飯，可見你們糧食很多啊！”

吃飯時，毛澤東問起部隊的伙食。王震匯報說：剛來的那年，平均每人種3畝地，一般每天只吃兩餐用南瓜、洋芋、野菜拌和小米或玉米面做成的雜合飯。1942年以后，隨著生產的發(fā)展，每人每天可吃到一斤半糧，一斤半菜，每月兩到三斤肉。今年每人平均種地10畝多。部隊提出的口號是：不要政府一分錢、一寸布、一粒米，做到糧食經費全自給。明年的口號是“耕二余一”，每人生產指標是6石1斗細糧，不僅自己要夠吃，還要給政府上交公糧。

聽到看到這一切，毛澤東幽默地說：國民黨要困死、餓死我們，他們越困，你們越胖了。看，困得同志們連柳拐子病（即大骨節(jié)病）也消滅了。

飯后，毛澤東叫王震陪他去金盆灣附近視察。當王震陪著毛澤東走到一個放展品的房子里時，毛澤東看著那近兩尺長的谷穗，結了四個棒子的玉米株，小磨盤似的大南瓜，非常高興。毛澤東還參觀了戰(zhàn)士宿舍、養(yǎng)豬場等地方。王震多次勸毛澤東回去休息。但毛澤東毫無倦意，興致勃勃，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住處。

毛澤東在南泥灣的幾天中，白天，由王震等人陪同，察看莊稼，巡視部隊，和戰(zhàn)士、老鄉(xiāng)交談，接見勞動英雄。晚上，住在陽灣的一個窯洞里，和王震等一起討論工作。

◆1943年10月，毛澤東視察南泥灣。

10月30日，毛澤東在視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專程來到位于陶寶峪的八路軍炮兵團視察，聽取匯報并吃了頓午餐。炮兵團拿自己喂的雞、養(yǎng)的豬、種的菜，招待中央領導。時任炮兵團教導營營長的宋承志，臨時被分配負責視察時的保衛(wèi)工作，陪同領導檢閱部隊。吃完晚飯，還剩下半只燒雞，宋承志見燒雞是稀罕物，便塞進了毛澤東的衣服口袋。

隨后，毛澤東到操場檢閱部隊。檢閱完部隊后，毛澤東還觀看了連隊的操炮表演和各種火炮器材。毛澤東高興地對邱創(chuàng)成說：“炮兵團在陶寶峪搞得很不錯啊，看來，困難這個怪物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你們做到戰(zhàn)備、生產兩不誤，為將來成立炮兵學校打好了物質基礎。”毛主席的話，對炮兵團全體指戰(zhàn)員是極大的鼓舞和鞭策，部隊士氣大振。全團在完成生產和整風的同時，掀起了大練兵的熱潮。后來，毛澤東在評價軍隊大生產運動時說：“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發(fā)餉，也不要邊區(qū)政府發(fā)餉，也不要老百姓發(fā)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chuàng)造，對于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yè)該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啊！”

毛澤東帶頭墾荒，被評為特等勞動模范

毛澤東不僅是大生產運動的倡導者，而且也是它的實踐者。大生產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向大家發(fā)出了“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的三大號召。他在窯洞門前選了一塊空地，自己動手開荒，種起了地。自長征以來，毛澤東喜歡在夜間辦公，一直到次日凌晨。因此，一大早，延安城和周圍的窯洞還在沉睡中，勞累了一夜的毛澤東在未睡覺之前，就扛著撅頭出來開荒了。干一會兒后，他才回窯洞休息。

一次，毛澤東的高級軍事參謀、軍委一局局長郭化若來送電報，見毛澤東又在挖地了。他干得那么認真，那么仔細，遠遠望去，和土生土長的農民幾乎沒有什么兩樣。郭化若走上前去，誠懇地說：“主席，您要領導全國抗戰(zhàn)，工作很重要，就不必參加開荒了，我們一局為您代耕吧。”毛澤東揮了揮手，說：“大生產是黨中央的號召，邊區(qū)政府的決定，人人都應該參加，我怎么可以置身于運動之外，袖手旁觀呢？我只開一畝地，不多不少。”

由于地塊整得細，肥上得足，草鋤得勤，地里的菜長得不錯。尤其令毛澤東高興的是，他的地里種出了他最喜歡吃的紅辣椒。

◆1943年，毛澤東在大生產運動中開荒種地。

毛澤東還“出口”自己的勞動產品，他還托蘇聯(lián)機組的同志送給斯大林一小布袋親手種的紅辣椒，以表達對蘇聯(lián)支援中國抗戰(zhàn)的謝意。在大生產總結頒獎動員大會上，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等人被評為特等勞動模范，周恩來、任弼時被評為紡線能手，朱德不但把自己的馬匹讓出來搞運輸，還時常背上糞筐拾糞積肥。一位美國人在延河邊散步，碰到了從田野挑馬草歸來的林伯渠，徑直喊道：“主席先生！我在這塊土地上，從你們的行動里，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

若干年后，郭化若回憶說，毛澤東在大生產運動中為全黨帶了頭。此后，許多中央領導人學他的樣子，在自己住的窯洞附近開荒種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成為一個劃時代的口號。在部隊、學校、機關進行大生產運動的影響下，邊區(qū)的農民也積極參加生產。結果，1939年邊區(qū)開荒100多萬畝，糧食增產10萬石，總產量達到137萬石。

愛國華僑陳嘉庚也到過延安，他與大洋彼岸的客人有同樣的感覺、感受和感慨。他說：“余到重慶所見，各處辦事員多達百余人，少則數(shù)十人，月費各以萬計，酒樓菜館林立，一席百余元”，“迨至延安，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忠公耐苦”，“由此斷定國民黨政權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從蘇聯(lián)回到延安。毛澤東鼓勵他應在邊區(qū)軍民大生產的耕耘中增進群眾感情，磨礪革命意志。隨后，毛澤東把毛岸英送到吳家棗園，跟模范勞動英雄吳滿有學農業(yè)生產。毛岸英在延安生活了14個月，其中7個月是在吳家棗園度過的。毛岸英一個月才回一次家。回家后，毛澤東摸著毛岸英的手說：“農民的手上有老繭，你手上卻有血泡，說明你沒學習好。等你手上老繭厚了，才能說你在勞動大學畢業(yè)了。”毛岸英明白父親的苦心，用心學習勞動。天剛亮就起來挑水，下地回來，總要背一捆燒火柴。衣服破了自己縫，扣子掉了自己綴，下了山還學著燒火做飯，悶黃米干飯，炒酸菜粉條，蒸米飯餾饃饃，什么活都干。晚上，他還抽出時間給村里的年輕人和娃娃們教文化。毛岸英在吳家花園勞動期間，毛澤東把吳滿有請到王家坪詢問毛岸英在農村的勞動情況。吳滿有夸獎毛岸英真肯吃苦，現(xiàn)在跟我們農民一樣了。1947年春，毛岸英回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風趣地說：白面書生變成黑臉后生啦！毛澤東摸著兒子長滿老繭的手說：這就是你在“勞動大學”的畢業(yè)證書。

毛澤東多次參觀農展會，給22位模范干部題詞

大生產運動的成績出乎毛澤東和所有人的預料。到1943年，僅晉綏、北岳、膠東、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區(qū)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陜甘寧邊區(qū)機關和部隊每年需細糧（小米）3900萬公斤，自己生產達1500萬公斤。邊區(qū)許多部隊糧食、經費達到全部自給，實現(xiàn)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毛澤東的心情非常舒暢，喜悅之情溢于言表：“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毛澤東把它與1942年整風運動一起稱為當時整個革命鏈條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兩個環(huán)子。它不僅支持了艱苦的抗戰(zhàn)，而且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yǎng)了一批干部，這是不能拿數(shù)字來計算的無價之寶。

在陜甘寧邊區(qū)各類工農業(yè)生產展覽會中，反映以農業(yè)生產為主的大生產運動成果的展覽會數(shù)量最多，范圍也最廣。這充分反映了抗日根據(jù)地經濟建設的重心和成就，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jù)地人民解決巨大的財政經濟困難而付出的努力。

◆陜甘寧邊區(qū)農業(yè)展覽會。

1939年1月25日，邊區(qū)政府在延安南關舉辦陜甘寧邊區(qū)首屆農產品競賽展覽會。毛澤東參加開幕式并講話指出：“這個展覽會的意義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產，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國主義。在邊區(qū)，不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學校黨政機關、軍隊都要參加生產運動。”這次展覽會歷時半個月，是邊區(qū)第一次舉辦的農業(yè)展覽會。展覽共分邊區(qū)概況、農作物、果類、畜牧、藥材、狩獵與林業(yè)6個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邊區(qū)農業(yè)、牧業(yè)生產的發(fā)展情況。這次展覽會轟動了全邊區(qū)，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第一天觀眾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5000人左右。

1940年1月16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在延安南關新市溝舉辦了第二屆農工展覽會。毛澤東到會指出：“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結合，事情就辦不好。有兩種政府，一種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種則幫老百姓的忙——邊區(qū)政府就是這種幫忙政府。老百姓從幾百里外拿來一包兩包面送來展覽，這對打日本有大道理，這是老百姓同志的熱心。邊區(qū)政府受到老百姓的擁護，做出了許多好事，這也是熱心做出的。我們要發(fā)展這個熱心，但還有一條，只有熱心還不行，還要力求進步，今年的展覽會就有進步。”

1943年，邊區(qū)軍民把大生產運動又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開展了更大規(guī)模的生產運動。由于各項生產措施的進一步落實，經過一年的艱苦奮斗，各條生產戰(zhàn)線都獲得了巨大成績。為了檢閱大生產運動的豐碩成果，表彰涌現(xiàn)出來的勞動英雄，11月26日至12月16日，邊區(qū)政府在延安同時舉行了第三屆生產展覽會和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生產展覽會有近百個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張圖表和照片，生動地顯示了邊區(qū)軍民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是邊區(qū)“豐衣足食”的縮影。中共中央對邊區(qū)“兩大盛會”非常重視。11月29日，黨中央把全體勞模請到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接見并宴請了勞模。12月9日，毛澤東在林伯渠、陳云等陪同下，參觀了展覽會。

◆大生產運動。

為了給領導干部樹立先進典型和學習榜樣，帶動大家積極從事和學會領導經濟工作，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對王震等22位領導經濟工作、抓大生產運動成績卓著的干部給予獎勵。同日，毛澤東一一為他們在獎狀上題詞鼓勵。

毛澤東對大生產運動的稱謂前后有著明顯的變化。在1942年底之前，稱為“經濟自給運動”“生產自給運動”；之后，改稱為“大規(guī)模的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其原因是值得我們思考，它反映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運動重要性認識的深化。如果僅僅把大生產運動的目的定位于生產自給，必然降低該運動的偉大意義，既不符合實際，也是不妥當?shù)摹Ｕ缑珴蓶|后來所說的：“一九四一年邊區(qū)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fā)現(xiàn)是征糧太重了，于是就發(fā)展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對此念念不忘。直到1958年，毛澤東還表示要感謝蔣介石、何應欽，沒有了外援，才被迫“搞生產運動”。毫無疑問，困難之大之嚴重足以影響生存和抗日大業(yè)，是促使大生產運動開展的直接原因，也是基本原因。

大生產運動極大地增強了我黨我軍的力量，并為后來的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大生產運動也為我黨領導經濟工作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延安時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精神，以及從實際出發(fā)、走群眾路線、干群一致、充分發(fā)揮黨員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尊重科學等觀點，不僅有力地推動了延安的大生產運動，對于以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是有著積極作用的。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chuàng)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侵權必究
維權支持：河北冀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