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5月27日電　題：從“無法呼吸”到“漫長窒息”——起底美國警察暴力
　　新華社記者闞靜文
　　美國司法部近日宣布，將取消與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路易斯維爾市達成的警察改革協議。相關協議旨在解決警察系統性濫用職權及侵犯公民權利等問題。司法部的決定引發美國輿論嘩然，再次揭開美國社會一道久難愈合的傷疤。
　　5年前發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幕讓美國人記憶深刻：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在一名警察膝下艱難發出“我無法呼吸”的哀求，最終死亡。弗洛伊德家屬的代理律師本·克倫普近日痛斥，司法部在弗洛伊德去世5周年之際宣布這一決定，“對每個飽受警察暴力創傷卻一再被虛假承諾欺騙的社區來說，都是當頭一棒”。
　　5年來，美國在警察暴力下又出現多個“弗洛伊德”。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至少有1173人遭警察槍擊喪生，創歷史新高；美國警察暴力的受害者每年至少有30萬人。美國學者和媒體指出，種族主義偏見、貧富分化、槍支泛濫和制度性偏袒等社會積弊共同制造了美國警察的暴力底色。同時，美國黨爭導致暴力執法沉疴始終無解。
　　5年前的“無法呼吸”，已變成美國社會的“漫長窒息”。

　　　　　　暴力執法的歷史基因

　　“美國警察又殺死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這令人意外嗎？不。”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明尼阿波利斯分會前會長內基瑪·萊維·阿姆斯特朗說，5年前得知弗洛伊德被跪頸而死時，她很痛心但并不驚訝。
　　阿姆斯特朗的“不驚訝”折射出美國警察體系中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問題：據德國Statista數據平臺統計，2015年到2024年間，美國黑人被警察槍擊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的2.5倍；美國“警察暴力地圖”網站統計，在一些城市，黑人被警察殺害的概率是白人的數十倍。阿姆斯特朗把美國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行為稱作“出于種族動機的謀殺”。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有著深刻的歷史基因。美國警察制度起源于18世紀。當時，美國南方出現由白人組成的奴隸巡邏隊，負責追捕從種植園逃跑的黑人奴隸。這些巡邏隊在追捕過程中被允許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19世紀，隨著美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犯罪問題成為城市治理的一大難題。1838年，美國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頓成立，其目的是消除白人中產階級對高犯罪率的擔憂。美國“揭露真相”新聞網站一篇文章指出，從控制黑奴到保護白人財產，美國警察的角色就是通過控制少數族裔來維持社會秩序，“警察暴力構成美國所有‘秩序’和‘安全’的基礎”。
　　種族歧視并非透視警察暴力基因的唯一視角。美國警務公平中心研究員賈斯廷·費爾德曼指出，美國貧窮白人也面臨警察暴力威脅。隨著社區人口貧困率的上升，警察暴力致死率也隨之增加，最貧困社區比最富裕社區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國，黑人等少數族裔及貧困人口難以獲得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和就業機會，他們的聚居區往往治安更差，警察把這些區域定義為“高風險社區”，執法時更傾向使用暴力。
　　暴力執法是美國社會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續，不僅讓少數族裔和貧困人口面對更高危險，也進一步固化美國警察體系中的種族與階級偏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刊文說，歷史和現實表明，美國警察維護的是“白人至上主義、經濟等級制度以及邊境限制”。

　　　　　　暴力催生暴力

　　“在美國，警察槍擊事件及更廣泛的警察暴力與槍支泛濫文化緊密相關。”多年研究美國警務問題的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教授邁克爾·謝拉-阿雷瓦洛說。
　　美國是世界上民間槍支保有量最多的國家。據多家機構估算，美國2024年民間擁有槍支數量約為4億至5億支，超過美國3.4億多的人口總數。由于監管不足，還有大量槍支沒有被登記在冊。
　　美國“追蹤”新聞網站一篇文章說，民間槍支泛濫與警察在執法中動用武力存在直接關聯。在槍支管制較寬松的州，警察默認需要采取更極端措施來自我保護，執法時開槍的可能性更大。底特律警察局一名退休副警長說，他和同事在執勤時會假設遇到的任何人都持有致命武器，“這種心態極大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方式”。
　　槍支泛濫的社會現狀還影響美國警察的裝備和培訓方式。多家美國媒體報道，近年來，美國警察越來越多地配備軍用級裝備，一些警察機構甚至配備步槍、裝甲車和反恐防雷車。美國警察在培訓中還存在嚴重“偏科”。美國司法統計局報告顯示，美國警察學校把大部分培訓時間用于槍械、自衛等訓練，涉及警務政策、沖突管理的培訓總時長還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美國埃默里大學、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等機構近年來的多項研究均表明，警察執法軍事化既沒能減少犯罪，也沒能保護美國警察的安全，卻導致警方處理案件時更具攻擊性，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槍支泛濫與警察暴力執法之間已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以暴制暴的做法無法保障公共安全，反而導致“暴力催生暴力”。

　　　　　　暴力執法問責難

　　近年來，美國社會針對警察暴力執法的投訴屢見不鮮，但受到懲罰的警察寥寥無幾。分析人士指出，這背后是制度性漏洞和司法偏袒導致的問責困難，不僅縱容了警察濫用職權，也加速警民之間信任崩塌。
　　美國智庫外交關系協會一份報告顯示，美國警察機構分聯邦、州、縣、地方四級，各級機構相互獨立，自主權極大。這種狀況導致聯邦層面的問責體系形同虛設，連警察不當執法行為的信息都難以掌握，更難言對其形成約束。
　　報告還指出，美國法律允許警察部門開展自我調查，這導致大量針對警察濫用職權的投訴在警方包庇下未得到受理。美國俄亥俄州立鮑靈格林大學刑事司法專家菲利普·斯廷森追蹤了近年來全美針對警察的訴訟案件，發現在執行公務中致平民死亡的警察中，只有不到2%的人受到犯罪指控。
　　即便遭指控，美國警察也能從司法偏袒中獲得“護身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于1982年確立對公職人員的“有限豁免權”法律原則，規定警察等公職人員的傷害行為只要不違反“一個理性人應該知曉的憲法和法規”，就可以免責。這一規定存在諸多模糊之處，使法官在宣判時有較大解釋空間，一般要求必須有“一模一樣情形的判例”才能裁定執法人員違法，因此法官在此類案件中往往極為謹慎，鮮判警察違法。
　　有輿論認為，“有限豁免”實際上給警察濫用職權提供了“無限偏袒”，導致不少有“黑歷史”的警察長期留在執法隊伍中，甚至越發肆無忌憚。據報道，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時任警察德雷克·肖萬在致死弗洛伊德之前，已受到至少17起投訴，其中16起以沒有任何懲罰的結果結案。
　　制度漏洞和司法偏袒為濫用職權的警察提供了保護，使警民間信任進一步崩塌。美國蓋洛普公司等多家民調機構數據顯示，近年來，美國民眾對警察信任度波動較大，極易受到短期內的治安狀況和社會輿論等因素影響。分析認為，這種情況說明，美國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基礎十分脆弱，任何一起暴力執法事件都可能再次引發大規模信任危機。

　　　　　　黨爭極化帶來惡果

　　“5年過去了，警察改革法案仍未在國會通過，警察部門也仍未受到追究。”在美國司法部21日宣布取消與兩個城市達成的警察改革協議后，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德里克·約翰遜就警察系統改革停滯表示失望。
　　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美國公眾要求約束警察不當行為、推進警察系統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但這項改革至今舉步維艱。美國前總統拜登曾承諾廣泛改革警察體系，強化問責制度。但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拜登政府在4年任期內，僅與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路易斯維爾市達成警察改革協議，而這些協議如今又被司法部取消。美國輿論普遍認為，司法部的這一決定標志著，特朗普政府完全推翻了拜登政府的警察改革政策。
　　事實上，警察系統改革已成為美國兩黨互相傾軋、牟取政治利益的犧牲品，擺脫不開一切以選票為先的選舉政治，也脫離不了“美國反對美國”的政治現實。
　　美國媒體分析，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的一段時間內，巨大民意壓力促使民主、共和兩黨聚焦警務問題以爭取選民支持，但雙方相互阻撓對方推進相關政策。隨著時間推移，社會關注焦點轉向其他議題，兩黨隨即不再關注警察改革。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副研究員喬治·卡馬喬說，2024年大選時，美國選民關注重點已經轉向經濟民生，曾經力推警察改革的民主黨也把這一議題“邊緣化”。美國學者認為，這種策略性選擇暴露出兩黨在警察改革問題上的功利性。
　　特朗普在今年1月就職當天廢除拜登政府的近80項政策，其中就包括一項有關警察問責的行政令。今年4月，特朗普簽署一項加強執法力量的行政令，推進所謂“法律與秩序”相關政策。批評人士認為，這項行政令將進一步增大對警察不當行為追責的難度。
　　美國專家認為，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支持率低迷，迫切需要通過此類政策鞏固其選民“基本盤”，爭取警察團體支持。美國犯罪學專家馬斯·諾蘭說，諸如此類的政策以維護執法者利益為理由，但目的其實是向其支持者展現姿態。
　　美國媒體認為，警察議題淪為美國政黨博弈的工具，警察改革因政治極化陷入僵局，這是美國制度缺陷和治理失靈的又一表現。路易斯維爾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組織者夏妮爾·赫爾姆說，政策總是隨著掌權者的更迭而變化，但事實上，“不論誰入主白宮，這一問題都不會得到解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