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系信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海南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去年我國GDP實際增長5.0%，但名義增長4.2%，因而GDP平減指數為-0.8%。GDP平減指數實際就是整體經濟的價格指數，為負意味著整體經濟的價格水平下降。的確，去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0.2%，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2.2%，加權平均后就對應-0.8%。

這種情況有利有弊，需要全面客觀地進行分析。談經濟增長，一般人都是談經濟的實際增長速度。的確，對消費者而言，實際增長就是實惠增加；既然實惠增加了，看實際增長就行了。這當然沒錯。可是從整體經濟的運行來看，名義增長速度低于實際增長速度，會有很多不利。這其實就是價格上漲速度，即通脹率是高有利還是低有利，是為正有利還是為負有利的問題。

應該認識到，價格上漲速度太高當然不好，降低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和消費水平。但太低，特別是為負，也會產生很多不利的影響。首先，導致GDP名義值低，延緩我國GDP趕超發達經濟體的時間，因為各國比較GDP是按照名義值來進行的。第二，降低企業的銷售收入從而利潤，因為銷售收入不僅取決于產品銷售數量，也直接取決于產品銷售價格。這將抑制企業投資。第三，企業利潤降低使得員工的工資獎金等收入增長減慢，這將抑制居民消費。第四，價格低迷使得居民和企業度感覺現金珍貴，所以更不愿消費或投資。

如果說第一點是排名之爭，不甚重要，那么第二、第三和第四點卻都是實質性的不利，直接抑制GDP中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這兩大主要元素，從而GDP總量及其增長。

所以，合意的GDP增長應該同時具有較高的實際增長速度和溫和更高的名義增長速度，即GDP平減指數溫和為正，也就是由消費價格指數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所代表的整體價格指數溫和為正。

價格指數為正或上漲了，收入，包括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才能比生產或商品供給數量增長更快，從而推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增長更快，進而GDP增長更快，而GDP增長更快又推動價格指數繼續上升。如此，形成一個價格與收入的正向循環；否則反之，是負向循環。

正向循環，只要價格指數控制在目標之下，就是良性的。在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控制目標前些年都是3%，今年為2%，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的控制目標不明確，但肯定是在0以上，而目前前者在0左右，后者在-2 - -3%，顯然都在控制目標之下。所以就當前我國經濟來說，價格與收入的正向循環是良性的循環，負向循環是非良性的循環。

如前所述，當前我國的價格指數遠未達到溫和為正，而收入方面，近年來規模以上企業營業收入增長放緩至3%以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在政策支持下與GDP實際增長速度基本同步在5%左右，也比預期要低。可見價格指數與收入增長均未達到合意高的水平，導致經濟在很多方面運行不暢和增長不力。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兩者沒有形成上述的良性循環。因此，促使價格與收入之間形成良性循環，是當前我國穩定經濟運行和增長的關鍵一環。既然如此，政策上應為此目的而大幅用力。

如何大幅用力呢？

首先，應大幅提高中低階層居民收入。要想價格與收入正向循環起來，先要啟動一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然不應再由政府主動調升商品價格，商品價格應有市場供需決定，但居民收入可以是一個政策目標。直接或間接地提高居民收入是很多現代經濟體政府都采用的做法；過去多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慢于GDP增長，所以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應是政策啟動點。

最為重要的，是通過財政根本性地提高中低階層居民的收入。這些居民是我國消費不足的主要群體所在，提高其收入將取得更大的政策邊際效應；中長期而言又具有減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意義。所謂根本性地，是說不只是一次性的補貼如消費券等，而是通過政府轉移支付和稅收調節等手段進行持續性的收入二次分配。對此，政策的力度應該充分地大，以持續性的大規模政府發債予以支持；畢竟我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即使包括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也明顯低于很多其他國家。對高收入階層居民而言，消費對非大幅度的收入增加的響應很低，但對大幅度的財富性收入增加的反應較強，促使樓市和股市持續回升是提高這些居民升級式消費水平的有效途徑。

第二，應大幅降低儲蓄存款利率，以提升居民的消費意愿。應該認識到，從市場運行角度，價格與收入能否良性地循環起來，取決于兩者之間的供需動態平衡；收入能否推動價格上漲，取決于能否提升需求，促進供需平衡。當前未實現良性循環，除了收入增長不夠快外，還在于收入未充分地轉換成需求，形成了堵點。而其根本原因則是居民的消費意愿不足；從2018年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存款連續7年雙位數增長，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長速度就可見一斑。

消費意愿不足，反映我國居民傳統的節儉意識仍然很強，喜歡存錢，謹慎花錢。也與社會保障體系的涵蓋面不夠寬和保障度不夠高有關，很多人擔憂未來的養老與醫療，因而多存錢，少花錢。其實，銀行儲蓄存款利率大幅高于接近于0的消費品價格指數，更加劇了人們存錢的意愿。在這一形勢下，除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貨幣政策應大幅降低銀行儲蓄存款利率，縮小銀行儲蓄存款利率與消費品價格上漲速度之差，以降低居民的存款動機，促使銀行居民儲蓄存款搬家至消費品市場，提升居民消費。

應該說，目前我國的儲蓄存款利率水平已比以前降低了很多，但仍明顯高于發達經濟體的正常年份，與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相比也屬偏高水平。考慮到我國雖仍處于發展中階段，但是一個特殊的發展中新興經濟體，商品與貨幣供需關系與發達經濟體類似呈現雙過剩局面，為形成價格與收入的良性循環，應不惜采取發達經濟體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將銀行利率調至夠低的水平，有必要時甚至向零水平靠攏。

第三，應大幅提升推行“兩新“政策，即”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的實施力度。應該承認，我國居民的消費意愿不足和企業的投資意愿不足，客觀上也很大程度地歸因于我國商品市場嚴重供大于求。的確，對絕大多數的居民來說，該買的都買了，而且還能用，想要買的很快就能買到，而且價格便宜；對大多數企業來說，機器設備等產能超過市場對其產品的需求，市場一有需求目前的產能就能馬上創造出供給予以滿足。在如此的現實下，居民自然缺乏主動購買商品的欲望，企業也難有新增固定資產投資的動機，分別致使消費品價格指數上漲乏力和工業品出場價格指數持續走低，造成價格與收入的負向循環。

對此，一年多前推出的“兩新”政策既是解決良方又是必由之路。以財政補貼鼓勵居民以舊換新，即雖還能用但用得不夠滿意的傳統舊產品折價賣出的同時購買現代化的新產品，和企業設備更新，即以現代化的新設備置換傳統的舊設備，在當前我國商品市場嚴重供大于求的形勢下，既去舊供給又創新需求，確是解決問題的可取良方，而在外部需求正面臨巨大挑戰的情況下又是必采的解決方案，意義之大是怎么估計都不過高的。既然如此，“兩新”政策的力度應在去年的基礎上大幅提升，要在全國各地和各行業都形成一個實施“兩新”政策的新經濟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