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僧同志，這些年你過得不容易吧？”1949年12月的一個寒夜，中南海紫光閣的暖黃燈光下，周恩來將茶杯往包惠僧面前推了推。這聲時隔二十二年的同志稱謂，讓正襟危坐的包惠僧喉頭一哽——當年在重慶偶遇時，他可是連招呼都不敢回應這位昔日戰友。

澳門中央酒店的霓虹燈牌在包惠僧記憶中忽明忽暗。就在半年前，這位前共產黨一大代表還在賭桌前攥著最后幾張港幣，耳邊盡是籌碼碰撞的嘩啦聲。熊十力的來信像道驚雷劈開混沌：“董老說周恩來與你刎頸之交，毛澤東對你知根知底，你倒好，躲在烏龜洞里學縮頭？”老友辛辣的嘲諷刺痛了他。那年秋天，當他把寫給北京的悔過信托人寄出時，賭場輸掉的不僅是積蓄，還有二十二年蹉跎的時光。

1927年8月3日的南昌城悶熱難當。起義軍指揮部里，周恩來握著體溫計看包惠僧燒得通紅的臉：“組織上給你批五十天病假，但養好病必須歸隊。”誰能想到，這封蓋著“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印章的介紹信，竟成了兩人命運的岔路口。當包惠僧在上海法租界得知起義失敗的消息時，黃浦江的汽笛聲都像是催命的號角。他抱著裝滿銀元的藤箱躲進弄堂，箱底那支勃朗寧手槍的金屬涼意，至今還烙在掌心。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倒真給了他口飯吃。從武漢行營參謀到人口局局長，青天白日帽徽越戴越沉。有次在重慶歌樂山官邸，何應欽端著咖啡揶揄：“包司長當年可是黃埔的共黨教官？”滿座哄笑中，包惠僧只能把臉埋進人口統計表。表格上的數字密密麻麻，卻填不滿心里那個窟窿——當年武漢小組的同志，此刻正在延安窯洞里籌劃著改天換地。

1948年南京總統府的梧桐葉落時，包惠僧主動遞了辭呈。他帶著妻小登上開往九龍的渡輪，咸腥的海風里混著粵語叫賣聲。澳門關閘前，海關官員翻著他的證件冷笑：“前朝大員改行當寓公？”最窘迫時，七口人擠在十平米的板間房，小女兒餓得直啃鉛筆頭。中央酒店賭場的輪盤轉得人眼花，他押上全家飯錢想搏個翻身，結果連襯衫口袋都被荷官掏了個干凈。

“其實當年在武漢，你組織鐵路工人罷工的膽識，潤之兄常掛在嘴邊。”周恩來往火盆里添了塊炭，火星噼啪炸響。包惠僧盯著1949年華北革大的錄取通知書，喉結上下滾動。半年前剛進校門時，他連“同志”這個稱呼都不敢應。直到某天在食堂打飯，有個山西口音的學員湊過來：“您就是《勞動周刊》的包主編？我爹參加過二七大罷工！”

有意思的是，這位曾經的戶政司長在革大最擅長的竟是統計學。當他把三萬字的《思想總結》交給教務處時，鋼筆水在稿紙上洇出大團墨跡——那里面詳細計算著每個錯誤決定帶來的代價：1927年脫離組織導致與28位戰友失聯，1931年加入國民黨造成家庭三代人背負政治陰影……數字冰冷，悔意滾燙。

董必武在接風宴上的質問猶在耳邊：“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包惠僧當時如坐針氈。如今看著國務院參事的委任狀，他忽然明白老友的責備里藏著多深的惋惜。當年武漢小組的七個發起人，現在只剩他和董必武還能在政協會議上碰杯。

不得不說的是，歷史給了包惠僧兩次選擇的機會。1920年武昌撫院街的密談中，他毫不猶豫地在《共產黨宣言》上按下手印；1949年站在羅湖橋頭時，澳門賭場的霓虹仍在身后閃爍。最終讓他邁步北上的，或許不是熊十力的激將，而是某天在澳門街頭，他看見報童舉著《大公報》歡呼“解放軍渡江了”，那一刻忽然想起二十歲時的自己，也是這樣舉著《新青年》沖進督軍府的。

1972年某個春日下午，國務院參事室的檔案柜前，包惠僧顫抖著手指撫過泛黃的《勞動周刊》。油墨香早已散盡，紙頁間的五四風雷卻呼嘯如昨。窗外長安街上的自行車鈴聲響成一片，恍惚間與1923年京漢鐵路的汽笛聲重疊。他摘下老花鏡，在人口普查報告的空白處寫下：“錯失二十二年，幸得后半生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