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到美國讀高中開始，Wendy就開始為未來做規劃，跟隨導師做研究股票市場的項目，寫過幾十頁的論文。

而真正讓她確立投行目標的，是大學時和高盛員工的一次交流，他們的能力、談吐、情商，讓Wendy覺得，這就是她想進入的行業。

當時的她不會想到，才僅僅兩年，自己就離開了曾經的夢想之地。

華爾街的特殊之處在于非常依賴裙帶關系，尤其是校友資源。許多名校都會成立類似兄弟會的關系網，為的就是幫助后輩進入嚴苛的華爾街。

根據Wendy介紹，華爾街投行對專業要求并不嚴格，更加看重社交能力、工作技巧、對行業的了解以及面試表現；更傾向于金融行業目標院校的本科生和MBA學生，幾乎不招聘碩士。

雖然Wendy手握商業和經濟專業雙學位，但就讀的大學不在金融業的考慮列表里，在資源方面天然不占優勢，除了人脈不足之外，很多項目的招聘信息都無法獲得，也缺乏前輩指導。

因此讀大學時，Wendy的日常就是不停地在領英上聯系相關人士，進行各種付費或不付費的咨詢和社交。

四年里她跑了無數次紐約，發了不計其數的郵件，曾經為了趕一場coffee chat連夜坐火車，所幸最后得到了很多幫助，也在畢業后順利拿到了加拿大五大投行之一的offer。

Wendy工作后第一年起薪11萬美金，加上獎金福利大約能拿20萬美金，此后每年都會漲薪。“這是短時間內能讓人飛速成長的行業，你一天的工作量可能抵得上別的行業一周的工作量，身體和心靈都在承壓。”

她曾經一周工作過130個小時，將近半年沒有過周末，24小時隨叫隨到是基本素養，當收到郵件被告知分配到哪個項目時，就要馬不停蹄地開始工作。

在做一個幾億美金的大項目時，Wendy組里的所有人都睡在公司，凌晨兩三點郵件不停地跳出來，累了就在會議室的沙發上躺一下，連副總裁也直接熬到早上五點。

她算了一筆賬，“嚴格來說，投行工作的時薪甚至達不到美國的最低工資標準。”

華爾街的職場環境同樣逃不開同事之間的勾心斗角、上司的PUA。晚上12點之前，如果周圍的同事不下班，Wendy自己也是不敢走的。

“投行就像軍隊，非常高壓、階級化。”

對于做金融分析、數據分析的Tim來說，精進工具和技巧格外重要，但時間久了，他覺得做出新東西帶來的成就感非常短暫，“人變得工具化”。

金融人很少能夠深入到行業一線，最后還是落到資本回報率和運營數據上。因此，Tim離開這個行業的心情越來越強烈。

更加現實的因素是經濟方面。

Tim已經結婚，考慮到買房，紐約一套普通的二居室至少要準備100-140萬美元的預算，但如今打工賺錢的速度又很難趕上房產漲價的速度。工作三年之后，Tim還是決定全職做自己的創業項目，并搬家到華盛頓。

“在國內缺了人脈，是努力也改變不了的，但華爾街完全可以從0建立起來”，Wendy說。不過同樣從紐約金融行業離職的Tim，很清晰地意識到，和自己共事的美國人，職業天花板必然更高。

另一個Tim和Wendy共同的感受是，就算是他們的上司，也遠遠無法實現“work life balance”，Tim覺得他們把很多時間耗在會議上，了解到的技術和所做的事情對個人成長可能并沒有幫助。

Wendy從大學時就學習擊劍，一位擊劍教練讓她重拾了對這項運動的熱情，教練的女兒是專業擊劍運動員，獎牌無數，當時還在備戰巴黎奧運會，在她的激勵下，Wendy也生出了職業打擊劍比賽的念頭。為了專心訓練，加上30歲之后的身體素質可能不再適合比賽，Wendy最終在2023年底遞交了辭呈。

兩年多時間，經手過十幾個十億美元級別的大項目，馬上就要升職，工資翻倍，獎金更高，看似一切順利，但只有Wendy自己知道，她不能接受自己40歲還是這樣的狀態，她不想錯過自己當下最想做的事情。

專注于擊劍一年，Wendy在一次比賽中受傷，前叉斷裂。咨詢了不同的康復醫生后，她選擇了較為激進的手術方案，“我約到了6月份的手術，手術之后還需恢復至少一年的時間，才有可能重返訓練場。”

人回到國內休整，美國的工作簽證進入冷凍期，目前的現狀導向一種不確定的未來。

“我一直都只跟隨自己內心的聲音”，已經在美國呆了十年，就算拿不到身份，她的態度也是“回老家算了”。對于像她曾經一樣向往那里的人，她只有一個意見，“人都要經歷了才知道”。

新媒體總監：TAN

采訪/撰文：Holly

編輯：Be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