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紅星新聞記者從被害人家屬姬艷花處獲悉，其于26日收到了陜西省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書，此前備受關注的陜北“孫小果案”主要涉案人員郭二娃數罪并罰被判處死刑。紅星新聞記者從接近郭二娃人士處也確認了這一消息。一審判決后，雙方均提出了上訴。

郭二娃（又名郭華建）1975年出生，1994年持刀搶劫逃跑后成了煤老板。7年后被抓，卻從看守所離奇脫逃，后涉嫌殺害舉報人再次被抓。2007年，延安市中級法院作出判決，郭二娃被判有期徒刑18年。2011年1月，郭二娃被批準保外就醫，此后開始“紙面服刑”。其被判刑18年卻服刑6年多就保外就醫。

2025年5月26日，陜西省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郭二娃案作出一審判決：數罪并罰，判處死刑。這起被稱為“陜西版孫小果案”的惡性事件，因其跨越30年的犯罪史、多次脫逃的荒誕情節，以及“紙面服刑”背后的司法腐敗，成為公眾拷問司法公正的典型樣本。郭二娃何以能長期逍遙法外？特權背后暴露的，是權力與黑惡勢力的勾結，更是司法監督機制的深層漏洞。

1994年，19歲的郭二娃伙同他人在長途客車上持刀搶劫，劫得5000余元后潛逃。同案犯均被判重刑，而主犯郭二娃卻成功逃脫，并在新疆“漂白”身份，搖身變為煤老板，積累巨額財富。

這一過程中，他不僅未被追捕，反而通過偽造身份、構建社會關系網，將犯罪資本轉化為商業資源。逃亡期間，警方線人景某成協助將其抓獲，但2001年郭二娃竟從看守所脫逃，值班民警高某某私自放行，看守所“巧合”斷電為其打掩護，刑警大隊副隊長李某更收受其親屬賄賂，協助偽造未成年身份證據。特權在此刻顯現為“權力變現”的鏈條，從基層民警到司法官員，層層失守為其開綠燈。

2011年，郭二娃因“高血壓高危”獲批保外就醫，實際卻在外繼續經營煤炭生意，甚至在老家耗資千萬修建仿古別墅。這一“紙面服刑”的背后，是富平監獄醫生偽造病情證明、子洲縣司法所所長編造社區矯正檔案、多名公職人員收受賄賂的集體腐敗。

類似情節在孫小果、郭文思等案中屢見不鮮：保外就醫的核心環節，醫療鑒定，往往成為權錢交易的溫床；監獄、法院、檢察院的多方“協作”，則讓司法程序淪為形式。郭二娃的“特權”，實為司法系統內部腐敗分子共同編織的保護網。

郭二娃案的逆轉，得益于2018年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被害人家屬姬艷花多年堅持申訴，最終推動案件重啟。然而，這一過程暴露了更深層問題：

一是從看守所脫逃到保外就醫，本應層層審批、嚴格核查的環節均被輕易突破，反映出刑罰執行領域“高墻內”的封閉性與監督缺位。

二是郭二娃案涉及新疆、陜西等多地公職人員，甚至包括醫療、司法行政機關，表明腐敗已滲透至司法全流程。

三是盡管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已對“減假暫”案件倒查20年，但郭二娃等案的糾偏仍依賴專項運動，而非常態化監督。

郭二娃被判死刑，是對其個人罪行的清算，但根治“紙面服刑”頑疾需更系統性的改革，而當務之急，是對涉案公職人員不僅要追責，更需公開典型案例，形成震懾。如內蒙古巴圖孟和案中65名公職人員被處分，凸顯“一案帶一串”的治理邏輯。

郭二娃的“特權”，是司法權被私有化的惡果，更是對法治社會的尖銳諷刺。從孫小果到郭二娃，類似案件的重復上演警示我們：唯有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打破“高墻內”的暗箱操作，才能讓“紙面服刑”無處遁形。此案終審雖未落幕，但其意義遠超個案——它是一面鏡子，照見司法改革的緊迫性；更是一把尺子，衡量社會公平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