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民族國家的建構中，歷史學家扮演了什么角色？5月25日，圍繞《把過去民族化：作為現代歐洲民族建構者的歷史學家們》一書，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孟鐘捷與《上海書評》執行主編鄭詩亮共同探討了歷史學家與他們身處的時代的關系。

“歷史學家構造出來的歷史，實際上是為那個時代的一些重要事情服務的，”孟鐘捷指出，不同于傳統認知下沉浸于故紙堆、專注于史料考據的學者形象，在19至20世紀歐洲民族國家蓬勃建立的浪潮中，杰出的歷史學家們的思維與國家命運緊密交織。他們通過嚴謹的研究，為新生的民族國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符號，構建起國家的精神神話。

《把過去民族化：作為現代歐洲民族建構者的歷史學家們》，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把過去民族化》一書是孟鐘捷策劃主編的學術新系“經典歷史教育理論與方法譯叢”中的一種，梳理和敘述了19—20世紀歐洲各國歷史學家書寫民族歷史的方式方法，從理論和思想的維度進一步反思了有關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民族認同、記憶理論等問題的研究。

近日，為了慶祝比勒菲爾德隊闖入德國足協杯決賽，該隊球迷來到鄰近的代特莫爾德市，給赫爾曼紀念碑披上比勒菲爾德隊隊服，旨在強調球隊與古代英雄阿米尼烏斯的情感紐帶。

19世紀見證了大量民族國家在歐洲的形成，在這一過程中，新成立的民族國家需要合法性論證，而歷史學家們憑借專業考證，向民眾揭示本民族悠久的歷史與偉大的祖先。例如在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構中，赫爾曼這一公元初年的歷史人物被重新激活。“公元九年，赫爾曼向羅馬帝國發起挑戰，這個故事流傳了很久，但直到19世紀，關于赫爾曼怎樣獨立，怎樣奮起反抗、戰勝了當時羅馬帝國軍團的這個故事一下子傳遍了整個德意志帝國，”孟鐘捷指出，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學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要把一個英雄人物給找出來，還要給老百姓塑造一個很輝煌的過去。”隨后，他又提到了貞德的形象演變。在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等曾對貞德作為宗教迷信的神跡進行“祛魅”，而在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重新塑造貞德形象，賦予其民族救星的象征意義。

《查理七世加冕典禮上的圣女貞德》是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于1854年創作的一幅畫作。現藏于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

“歷史學是時間的科學，失去了時間感，歷史就很難講，時間其實是歷史學家賦予的一個衡量尺度，”孟鐘捷說道。以“德國為何發動世界大戰”的話題為切入點，兩位嘉賓進一步探討了民族史書寫中的時間感，即歷史學家如何劃分歷史階段。對于德國歷史的解讀存在不同視角：若將兩次世界大戰歸因于軍國主義和普魯士傳統，從普魯士宗教改革后實力躍升、領土擴張的脈絡來看，德國歷史呈現出延續性；若強調德國如今的多元化特質，便能找到歷史的斷裂節點，如1866年普奧戰爭致使奧地利脫離德意志，而奧匈帝國長期秉持多民族共存理念。再以1945年二戰結束、普魯士名稱消失為例，德國歷史究竟是延續還是斷裂？通過對比三位歷史學家對魏瑪共和國歷史的不同書寫方式，展現了不同歷史學家如何通過劃分時間段、強調不同節點，呈現出各自獨特的敘事節奏。

分享會現場

在孟鐘捷看來，人的記憶會選擇性地記住那些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而歷史學家的作用是對剩下的那些事物進行組合，形成他們認為有意義的部分。這種組合主要來自兩方面，其一是歷史學家對自身生命意義的思考，其二便是對民族、國家的思考，歷史學家往往是有意識地在推進政治的進程，這是他們的使命。孟鐘捷認為，如今每一個個體的使命也可以多元化，以不同的身份和視角講出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