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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馬歇爾調停從決策到撤退的全過程，美蘇關系的背景與美國在華舉措有著密切的關系。

1946年與上一年相比，美蘇關系趨向全面緊張，美國國內鼓吹對蘇強硬的意見日益抬頭。

4月巴黎外長會議氣氛緊張，雙方各不相讓，與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氣氛大不相同。

當時在歐洲的著名記者李普曼在一篇報道中稱: “……所有歐洲政府，所有政黨和領導人的行動都好像另一次大戰即將來臨的樣子。”

美國國內主張與蘇妥協和主張對蘇強硬的兩派意見在政府、國會及輿論界經常進行辯論。有關鍵意義的是 9 月的所謂“華萊士事件”。前副總統、當時的商業部長華萊士由于公開發表反對對蘇強硬政策的意見被迫辭職。這件事對內標志著杜魯門政府在人事上徹底擺脫了羅斯福政府的殘余；對外對蘇強硬政策進一步確立，得到兩黨擁護。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在華扶蔣反共也日益確定。盡管在馬歇爾來華前政策底盤就已定了，但在具體做法上還有一個發展過程，美蘇關系的狀況與這個發展過程密切相關。

1、美蘇冷戰的影響

正因為如此，馬歇爾1946年4月間返華，態度就開始變化。6、7、9月間，在中國內戰開始擴大時，華盛頓曾幾次重審對華政策，在冒卷入中國內戰的危險和撤出中國之間徘徊，而貫穿始終的主要考慮還是抵制蘇聯在華影響。

其邏輯是：蘇聯勢力擴張到中國，就嚴重威脅美國“安全”，而美國如果退出中國，蘇聯一定進來，所以美國無論如何也要“留在中國”。7月初全面內戰開始后，國務院曾有過一種考慮，即在取得蘇聯堅決不插手的保證后，美國撤銷援蔣。

但是可以說，這是曇花一現的想法，占主導地位的想法是認為中國對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太重要了，決不能“洗手”不管。

馬歇爾在內戰已經開始后在中國滯留半年之久，固然與他本人不甘心承認失敗有關，主要是體現了美國這種無論如何也要在中國留下去的政策。

特別是東北，更是美蘇爭奪的重點地區。馬歇爾眼看東北戰事擴大不但不認真加以阻止，還為國民黨謀劃兵力部署，等等，都與此有關。

2月《整軍方案》中關于國共軍隊在各地區駐軍的規定，和馬歇爾后來向蔣介石建議的在東北與中共劃分地區的方案，著眼點都是切斷中共軍隊與蘇聯的聯系。

甚至8月間中共派李立三到東北工作，也引起司徒雷登種種猜測，競懷疑李立三與延安領導有分歧而與蘇聯有默契。足見其對蘇聯在東北的防范已到神經過敏的地步。

1946年上半年還有一件事說明美、蘇與國民黨在中國東北的微妙關系，即所謂“戰利品”談判，或稱中蘇“經濟合作”談判。1945年秋，國民黨政府派出以張嘉璈為主任的“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到東北接收經濟機構及日偽資財。

蘇方提出，日本原在東北的工礦企業凡曾供應關東軍者，皆為蘇聯的“戰利品”，蘇聯有權任意處置。但為“中蘇友好”起見，如中方同意將其中一部分工業與蘇聯合營，以30年為期，蘇聯可將設備留下，并給予幫助。按照蘇聯提出的條件，大部分東北的重工業，包括撫順煤礦等，都在合營之列。

當時蘇聯尚未從東北撤軍，蔣介石一方面感到蘇聯的條件太苛刻，難以同意，一方面顧慮蘇聯會作出有利于中共的行動，因此采取不封口，在討價還價中拖延談判的方針，只是表示原則上不同意“戰利品”之說。

12月底，蔣介石又派蔣經國到莫斯科見斯大林談這個問題。1946年1月，蘇聯正式就此事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備忘錄。國民黨方面遂由外交部次長劉鍇口頭通知了美國駐重慶公使施邁斯，并稱，由于此談判陷入僵局，使國民黨在東北的接收發生困難。同時蔣介石向馬歇爾表示，他企圖將這一談判拖延到2月初蘇聯應該撤軍的日期之后。

美國政府對此事十分注意，認為這是蘇聯要把東北的經濟納入蘇聯的軌道，威脅美國利益，于是于2月9日以內容相同的照會同時分送蘇、中雙方，表示：

“中俄政府就中國東北的工業進行談判被認為是違反門戶開放原則，是對可能希望有機會參與開發中國東北工業之美國人的明顯歧視。”

并認為應對日本在外國的資產建立盟國賠償委員會，在各提出要求的國家之間進行分配，因此日本在東北的工業資產不論是蘇聯作為“戰利品”運走，還是由中蘇共管，都“極為不當”。蔣介石懾于美國的壓力，未敢積極進行，原來有蔣介石赴莫斯科與斯大林面談之議，也作罷。

部分是由于經濟談判的拖延，蘇聯撤軍拖了下來。最后蘇聯同意于4月底全部撒完，“經濟合作”的談判改在重慶舉行。國民黨政府向美國保證，無論達成什么協議，決不關閉以后其他國家參加開發東北的機會。這一談判一直拖到1946年下半年，無結果而終。

另一方面，蘇聯對美國也起制約作用。與美國相比，它在中國問題上地位要主動和超脫得多。

馬歇爾也說，他在華期間感到蘇聯在南京的代表采取“超然”的態度。他還說在1946年6月內戰開始之后一個很長時期曾努力尋找蘇聯向中共提供物資援助的證據，但沒有找到。

蘇聯于5月初完全從東北撤軍（大連、旅順除外）之后，在中國問題上更處于有利地位。它表態不多，但一發言就有分量。6月中，東北戰事方酣時，蘇聯通過其駐華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國在華外交官提出第一次警告，大意謂，迄今為止，蘇聯對中國問題采取不插手政策，但如果美國再繼續奉行這種對蘇聯帶有“進攻性”的政策，蘇聯將不能坐視。

美國方面立即意識到這是蘇聯第一次表示有可能進行“積極干涉”。馬歇爾壓蔣停止向北追擊中共軍隊，并達成6月停火協議與此不無關系。后來蘇聯又曾發表文章全面批判美國對華政策，表示“蘇聯的政策不能對美國對華政策漠然處之”。美國對此也很重視，仔細研究后認為，這是蘇聯到那時為止對美對華政策最強硬的批評，但比起蘇聯對其他國際問題的態度來，這篇文章還是克制的。

這說明美國對蘇聯的表態確實是認真對待的。所以，既要抵制蘇聯影響，又怕同蘇聯正面沖突，也是美國既要扶蔣，又不敢太放手的原因之一。

2、調停何以無果而終？

1946年這一年，美國以促和始，以助戰終。

在這一年中，蔣介石在美國大力扶植下，完成了全面發動內戰的部署，侵占了大片原屬于解放區的土地。國民黨軍隊得到了精良的美式裝備。馬歇爾回國時，國民黨在軍事上完全處于進攻態勢，蔣介石躊躇滿志，對于在美國幫助下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很有信心。

美國國務院曾有一份總結報告，詳細分析了馬歇爾調停期間中國內戰各地區的形勢，指出，在這期間除了東北和山東省內共產黨的地盤有所擴大外，在整個華北、華中、華南以及重要交通線國民黨擴大了占領范圍，并進占了許多原在共產黨手中的重要城市，直至1947年3月占領延安。

在軍力上，國共雙方是五比一，而重武器和空軍完全為國民黨所獨有。在東北，盡管共產黨得到了一部分日本留下的武器，但是因為國民黨有12個美式裝備的師，遠遠優于共產黨，供應線也比共產黨的方便。

該報告的結論是：“在美國調停期間，國民政府在軍事上贏得了最大的好處。”

在這一年中，美國通過馬歇爾，把美國的在華利益進一步與國民黨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馬歇爾后來在國會聽證會上說：

“在我回國時，國務院內部考慮的問題已經是我們能為支撐國民政府做些什么…那時，我肯定，已不存在近期內在現實的基礎上與共產黨政權打交道的可能性。”

這樣，自抗日戰爭末期以來，一部分美國外交官所擔心的情況，都不幸發生了。他們曾建議美國采取“雖然不為少數國民黨反動派歡迎，卻受到中國廣大人民歡迎的政策”。結果美國的政策適得其反，把自己置于同廣大中國人民對立的地位。

馬歇爾本人剛來華時被中國人民作為和平使者來歡迎，半年之后，就開始受到各方面輿論的廣泛批評。中共方面從私下提醒，到有節制的批評，到公開抗議，到全面揭露，是有一個過程的。

1946年6月14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正式向國會提出《軍事援華法案》（盡管后來沒有按原樣通過)，對中共說來，標志著美國援蔣打內戰決心已定。因此，毛澤東主席于6月22日第一次親自出面發表聲明強烈表示反對，這是中共對美國態度的轉折點。

盡管如此，對馬歇爾本人還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留有余地。中國其他各界人士對美國邊調停、邊助戰的做法從不理解到失望，到憤慨，紛紛發出呼吁，要求美國停止援蔣。

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密勒斯評論報》曾尖銳地提出：

“我們正在考慮馬歇爾將軍究竟是充當美國調解人，還是充當美國與國民黨混合部隊進攻延安的總司令。”

1946年12月，美國遠東問題專家裴斐教授對馬歇爾說，他與中國各界人士接觸中對中國人普遍的反美情緒感到震驚，中國人普遍認為美國援助國民黨阻礙了政府改革。所以，反對美國援蔣的呼聲絕不僅是來自中共。

馬歇爾最后把他失敗的主要原因歸于中共的“反美宣傳”，是因果倒置。

《馬歇爾使華報告》的編者萊曼·范斯萊克在序言中提到赫爾利使華失敗時說：“他的失敗不光是他個人的失敗。這種失敗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國的現實和美國政策的矛盾性質之中。”

這一論斷完全適用于馬歇爾調停。所以問題不在于個人，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一脈相承的。

3、日益右轉的美國社會

1947年1月，馬歇爾調停失敗，黯然返國。杜魯門立即任命他為國務卿，接替貝爾納斯。他于1月21日正式就職。

馬歇爾任國務卿的兩年是“冷戰”加劇，美蘇關系全面緊張的兩年。

“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都是1947年誕生的。這兩項計劃都需要巨額撥款，而撥款權在國會。1946年秋的中期選舉結果使14年來第一次參眾兩院都是共和黨占多數。1948年又是總統大選年。在這段時期內號稱“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開始成為在野黨攻擊執政黨的一個目標。從意識形態上講，此時國會以及政界的反共氣氛更加濃厚。與前一年相比，來自右邊的批評政府反蘇反共不力的意見已大大超過反對“冷戰”政策的意見。1947年之后美國國內政治日益向右轉，反對的聲音就更加微弱。

但是，在援助歐洲方面，共和黨中一部分人有“孤立主義”傳統，加以美國本身經濟有困難，要國會通過巨額撥款很不容易，于是杜魯門采納了共和黨主要人物、參院外委會主席范登堡的建議，采取迎合，并進而煽動反共狂熱的策略，發表危言聳聽的講話，大談“共產主義”在全球擴張對美國“安全”的威脅，故意“把全國嚇得要死”。

在范登堡的協助之下，杜魯門再次取得兩黨多數的支持，通過了“歐洲復興計劃”和給希臘和土耳其軍事援助的撥款。

“杜魯門主義”對國民黨也起了打氣的作用。因為蔣介石深知，美國支持他打內戰的程度與美蘇妥協的余地成反比。如果說，在此以前，美國的態度還使國民黨有所顧慮的話，現在，杜魯門公然表明美國將以反對一切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為己任，蔣介石集團就更加放心，相信“杜魯門主義”遲早會用于中國。

同時，蔣集團還看到美國國會內部的力量對比的變化，他們與國會內一部分勢力互相呼應、配合，在“杜魯門主義”也應用于中國這一主題上大做文章。自1947年以來，國民黨政府就加緊進行一輪又一輪多渠道的爭取增加美援的攻勢。蔣介石向親蔣議員周以德抱怨美國時，甚至抬出種族歧視問題來，問美國不以希臘、土耳其同等對待中國，是否因為更關心白種人，不關心黃種人。

在這一背景下，再加上美國于1947年5月下旬正式宣布取消武器禁運之后，蔣介石在國內又進一步公開進行內戰“總動員”；6月25日，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發布“通緝”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命令；6月30日，國民黨中常委聯席會議通過“加強剿匪軍事決議”；7月4日，“國府委員會”通過“全國總動員令”進行“戡亂”；9日，宣布撤銷“政協”名義及“政協秘書處”。

盡管這些事早已見諸行動，再宣布一下沒有實際意義，但是這說明蔣介石感到美國不會再因為援蔣打內戰公開化而感到窘迫，他不需要再保留這本來是為了敷衍美國人而沒有最后捅破的一層紙。

美國政府的確是在這一反共浪潮中下決心進一步援蔣的。大約到1947年中，美國政府中的多數分析家已經認為，把中共與蘇聯區別開來，至少在近期不大可能，認定中共如果取得勝利，或在某種形式下取得在政府中的統治地位，肯定會站在蘇聯一邊。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發表的《對于戰后國際局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一文引起美方很大注意，被認為是“迄今為止中共最明白的忠于蘇聯理論的聲明”。

他們認為，盡管沒有跡象證明蘇聯給中共以物質支持，但是此時蘇聯不需要這樣做，“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軍隊正在為它的目標服務”，它盡可以集中力量對付歐洲，將來中共勝利后，蘇聯可以坐享其成。根據這一分析，美國決心進一步搶救蔣政權以阻撓共產黨得勢。

但是另一方面，美蘇爭奪重點在歐洲，這是大勢。美國力量有限，蘇聯畢竟還沒有公開支援中共。美國不愿與蘇聯在中國對抗，也是既定方針。馬歇爾一再提醒：“中國掌權的反動集團”最希望不過的事，就是把我們卷入同蘇聯政府的麻煩之中。而且，馬歇爾及其部下深知，援蔣是無底洞，與希臘相比，希臘是“茶杯”，中國是“海洋”。

所以，美國在援蔣升級的同時，總是提一定的條件，劃一定的界限。

對杜魯門政府說來，為推行“杜魯門主義”在全國所煽起的反共恐共狂潮，成為一把雙刃的刀：國會中一批親蔣分子據此壓政府以援希臘同樣方式援蔣，并以此為支持援歐撥款的條件；而美國政府實際上又無法兼顧。

這就是當時美國在對華決策中面臨的矛盾和壓力，這使它一次又一次沖破自己所設置的原來就是虛妄的界限，日益喪失主動，終于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

1947年上半年美國基本上還是持觀望態度。2月7日，國務院遠東司提出八點對華政策，仍然提到：“繼續鼓勵中國通過談判和協議的民主方式達成統一”；其主要精神是：上一年的部分軍火禁運再繼續一段時期；對經濟援助則采取積極態度；盡管仍以國民黨政府的改革為援助的條件，改革的標準則進一步降低。

當時，美國不急于采取進一步行動有幾個原因：

一是國民黨在戰場上還處于政勢，似乎還能維持個時期；二是美國仍未放棄依靠國民黨政府實行“改革”的幻想，期待出現“中間力量”掌權的局面；三是美國的經濟援助仍在積極進行，希望國民黨從經濟上的好轉開始，扭轉政治、軍事局面；四是馬歇爾一直以“中立”姿態出現，美國也一直揚言希望中國和平、統一、民主，要轉到公開援蔣打內戰，需要一個轉變的時間；最后，臺灣剛發生“二二八”事件，美國感到處境為難，不便立即公開援蔣。

1947年3月間，臨時代理國務卿艾奇遜在國會回答議員質詢時說：

中國政府目前處境與希臘政府不同，它沒有瀕臨崩潰，它沒有面臨被共產黨擊敗的威脅。與共產黨進行的戰爭就和二十年來一樣地進行著。

可以看出，根據當時美國估計，中國的內戰還要拖相當長一個時期，國民黨既不能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勝利，將出現僵持或割據局面，美國可以一方面支撐住國民黨，一方面從容考慮對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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