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46年底，在調停失敗，馬歇爾離華聲明中就提出中國的希望在于“自由分子”之說。后來在政府內部討論中他又一再提出此目標。他說，美國的對華政策目標是一個“民主、統一的中國”，“我認為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不會比一個封建法西斯中國對此目標更有貢獻”。

他還說，“唯一解決中國目前困難的辦法，就是把中央政府中的反動派趕走，而代之以國共兩黨中的自由派。”

1、先美援還是先改革？

馬歇爾請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原因之一是希望倚重他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扶植“中間派”。

以司徒雷登為首的美國駐華使館也以“如何幫助中間集團掌權”，為美國“當前迫切的問題”。但是如何能在國民黨政府現有基礎上做到這一點，誰也想不出良策，只有寄希望于說服蔣介石幡然覺悟，還有對4月間國民黨準備進行的政府改組施加影響，使其在人事變動上盡量符合美國意圖。

但事實證明，盡管美國已自行降低標準，盡量“同情”而不“苛求”，在這方面還是收效甚微。至于馬歇爾所說共產黨內的“自由派”，主要是指對蘇聯的態度而言。

1947年1月，美國國務院曾指使美國駐華使館，對中國內部“派別”情況作專題研究，任何細微的跡象和分析都要報回，特別要提出一旦共產黨內在反對蘇聯影響的問題上“攤牌”時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領導的名單。當然，這在當時也是得不出什么結果來的。

在經濟上，馬歇爾一直主張積極援蔣，因為他認為蔣政權的根本問題是經濟。無論給多少軍事援助，目前的經濟狀況也維持不了內戰，而會為戰爭所拖垮。另外，經濟穩定之后，人民生活過得去，各種反抗運動就易平息，群眾也就不易為共產黨所吸引。

因此，他一直在國內積極為國民黨爭取經濟援助。1947年3月間，馬歇爾要國務院與進出口銀行重開談判，要求就個別項目進行貸款，主要是修建粵漢鐵路，興建塘沽新港和修復若干煤礦等。

到5月底，馬歇爾又建議進出口銀行在下一年度（自7月1日起)延長1946年的5億美元貸款撥款的有效期，或者至少先撥出1億美元，以取得“心理上的”效果。進出口銀行以中國局勢更加不穩，拒絕延長此項撥款，而同意考慮單項建設貸款。

在1月底、2月初時，宋子文幾次向美方告急，要求立即給予援助以解救嚴重惡化的經濟，甚至用了“乞求”的字樣。

宋子文并表示，“委員長”已同意按照美國人的意見建立進步國民黨人、無黨派知名人士和其他黨派代表組成有實權的國務會議，并為共產黨人保留席位。但是必須先有美援以緩解經濟情況，否則“中間人士”將不肯參加政府。

美方分析情況，認為經濟惡化固然是實，但沒有像宋所說那樣到了崩潰的邊緣，宋的說法仍然是要以美援作為國民黨實行民主的先決條件，同時宋還希望在政府受到各方抨擊時，以爭取到美援來顯示自己與美國的關系的“效用”。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還通過其他渠道，包括其駐美大使顧維鈞等提出緊急援助要求。

4月16日，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非正式地答復國民黨方面：勸他們等改組政府之后再提要求。

從那時起，先美援還是先改革，一直是美蔣之間爭論不休的問題。美國有的外交官戲稱之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顯然，到4月間，美國仍企圖以美援為杠桿，爭取國民黨進行更合美國之意的政府改組。

2、軍火開禁

在軍事上，美國政府知道，戰后以各種方式援蔣的裝備彈藥還沒有用完，同時它一直對戰爭的發展和蔣軍的武器消耗給予密切關注。

馬歇爾決定的暫時“禁運”軍火有一條原則，就是以不讓國民黨軍隊“貧血”，不讓共產黨進攻得手為度。早在2月底，杜魯門就問馬歇爾，是否已經到了重新供應中國政府軍火的時候了，馬答以現在還不需要，因為目前立即開禁不能辭幫助國民黨打內戰之咎，而且有助于加強國民黨內“反動派”的地位，使國民黨把目前的人事狀況固定下來，這樣就不利于促中國政府改組。

美國駐華人員不斷根據戰場的情況，對國民黨軍隊的各類武器彈藥還能維持多久進行詳細估算，并向華盛頓報告。

4月初，一向反對美國卷入中國內戰的范宣德提出建議，把“7.92”口徑的子彈作為例外開始供應，認為否則“將損害中國軍隊的防御能力”。范宣德自稱他是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提出這一與他初衷相違背的建議的，有一種“改換教門”的感覺。此一例足以說明美國政府決不會讓蔣軍缺乏彈藥。

盡管美國對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隊空軍的軍用物資暫時“禁運”，但是它心中有數，過去美國援助中國空軍的幾萬噸物資囤積在云南、四川，只需調到華東使用就可滿足當時的需要。美國駐華空軍顧問為此擬定了具體計劃提交國府最高軍事當局。

司徒雷登還親自向蔣介石和宋美齡施加壓力，要他們責成其總參謀部撥出足夠款項執行這一計劃，并要他們采納美方提出的空軍調動方案，以使其在內戰中發揮更大作用。在美軍陸續撤退時有大批剩余軍火（陸、海軍總共約4000噸)，決定移交給國民黨。但是，赤裸裸地公開贈與不符合當時美國的政策。

于是馬歇爾指示，可以在美軍撤退時予以“放棄”，然后悄悄通知國民黨即可。4月份，中共軍隊襲擊了美國駐天津塘沽海軍陸戰隊駐地。馬歇爾趁機立即指示把看守美軍軍火庫的守軍換成國民黨軍隊，美海軍陸戰隊撤出該地區，并將這批軍火在賬上勾銷。同時美方發表聲明，把責任推給中共，既表示美軍仍不愿介入內戰與中共沖突，又宣傳了美國撤軍，還找到借口將軍火移交給國民黨。這件事是馬歇爾當時頗為得意的一招。4月25日杜魯門發布命令授權海軍部長，根據1946年通過的“第512號公法”將不超過271艘海軍艦只和相應的船塢以及其他物資移讓給國民黨政府。這些，都是在正式“開禁”之前的事。

5月5日，國務院中國處提出報告，大意謂：

國民政府的彈藥已不足應付中共的攻勢，應批準售予彈藥；而且該政府總算進行了一些改組，盡管還看不到什么效果，仍應表示某種“嘉許”；在方式上可以作一些變通，例如以剩余物資的名義出售，或準其向私商購買，不算正式援助。

5月20日，美國政府同意將制造美國武器的圖紙交給中國政府。至此，正式重新向蔣軍供應武器已是呼之欲出。

5月26日，國務卿正式發出指示，取消1946年7月29日關于向中國運軍火發放許可證的禁令，允許中方在美國軍火市場進行正常商業性采購。同時將這一決定通知其他美國曾要求其配合不向中國運送軍火的政府。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

第一，所謂“正常的商業性采購”是為了避免直接“軍援”而提出的方式。事實上所有美國軍火商都已經與政府簽訂合同，全部產品由政府訂貨，為此，美國政府專門把要賣給中國的那部分辦理解除合同手續，然后再“批準”出售。
第二，所謂“剩余物資”之說有兩點作用，一是售價可以特別低廉，二是也可以避免直接“軍援”之嫌。

3、有條件的援助

1947年3月間，司徒雷登在一份電報中在建議美國政府暫時采取“等待、觀望”政策的同時，說道，“我們總有一天要采取更加肯定的有條件的援助”。

不久，他就提出了一份“總有一天”要實行的美蔣“全面合作”的詳細規劃。其中包括加強美國軍事顧問的工作，幫助蔣介石全面整頓軍隊，建立軍事學院，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援助、教育貸款，以及大力扶植臺灣的經濟，等等。

他仍然頑固地認為，美國這樣顯示了大力援蔣的決心之后，中共就會妥協，從而實現美國所希望的那種在蔣介石統治下的“和平”。美國軍方早已對外交官們這種扭扭捏捏、自相矛盾的做法不耐煩了。

2月間，陸軍部長帕特森對國務院的八點方針逐點批駁。海軍部長福萊斯特也主張積極以軍事援蔣。6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正式提出對華政策建議。

這些軍方的意見都是主張痛痛快快公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以此逼中共接受國民黨的條件；如果中共拒絕，就助蔣進攻解放區。

他們的邏輯是：

既要援蔣，就無法區分哪些軍事援助算助長內戰，哪些不算，嚴格說來任何經濟援助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加強政府對中共作戰的地位，也可以看作是鼓勵它繼續打內戰。他們還提出，戰爭剛結束時政府給魏德邁的那個無法執行的自相矛盾的指示不應再重復，派軍事顧問團的目的既然是加強國民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必然對反共戰爭發生影響，很難與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的目標相調和，不如不提這一目標。
要使軍事顧問團真正起作用，就要派足夠人員，因此不能是“少量”的，而且必須伴以有效的軍事援助，否則無用，這些軍援的使用應置于美方人員監督之下。
國務院遠東司仍持不同意見，認為這樣做將導致美國直接干涉中國內戰，從而引起蘇聯以同樣行動幫助中共；并且這樣做等于要美國無限期地把中國軍隊的作戰指揮和行政管理整個接管過來，將引起中國人民強烈反美；還指出，不久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按各國對美援“需要的迫切性和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排列，提供美援的優先次序時，把中國排列在很低的位置，這與現在要求美國對中國作出的戰略承諾不相稱。

這兩種不同意見所依據的前提還是那個老問題：中共與蘇聯的關系。

軍方的出發點是：

中共得勝就等于蘇聯統治中國；國務院遠東司則不同意蘇聯一定會統治中國之說，認為統治中國的任務太艱巨，中國太窮，蘇聯無力幫助它成氣候，而且中國人反對外來干涉的情緒很強烈，蘇聯也不容易長期站得住腳。

6月26日在馬歇爾主持下舉行了“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會議，議題是：“我們對武裝中國國民軍該怎么辦？”

馬歇爾一開始先把美國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問題擺了出來：中國軍隊彈藥即將告竭，美國如果繼續武裝“國軍”，就等于間接參加（中國）內戰；如果不向國民黨提供武器，就會有利于共產黨；如繼續武裝國民黨，還需要考慮蘇聯的反應和美國國內公眾的反應，以及中國國內幾大集團對美國的惡感。

會上，陸、海軍部長仍力主積極以軍事援蔣，代表國務院的范宣德已經不堅持反對，但仍表示對這樣做法的嚴重后果要有充分準備。最后馬歇爾未做決定，表示：茲事體大，需由總統決定。

馬歇爾一直認為，是否以援助方式向蔣軍供應武器彈藥，不單純是軍事問題，必須與美國全面對華政策聯系起來考慮。他指示駐華使館根據對中國情況的全面了解，提出政策建議。7月5日美國駐華使館在公使銜參贊巴特沃思主持下提出了一份詳盡的對中國形勢的全面估計和對美國政策各種選擇的利弊分析的報告。

結論是，美國既不宜全力以赴地支蔣，又不宜完全撤出，而應該執行一項“合理的、協調得當的、有條件的援助計劃”，努力培植一個“朝著合乎美國政治觀念的方向發展”的政府。

這份政策建議頗能代表相當一個時期在美國政府內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其立論的依據實際上反映了整個這一時期美國考慮對華政策所面臨的矛盾，概括起來就是：

美國認定中國政府非靠美援已無法維持，如聽其自然，共產黨遲早會取得統治地位，而這違反美國利益，因此不能坐視，不能撤出；但是又受制于軍力、財力和國內輿論，不能“全力以赴”幫國民黨打共產黨，因此，只能采取“有條件的援助”。條件就是要國民黨進行改革，并由美國控制援助的內容和使用。卷入盡管戰后美國援蔣一直不斷，但作為政策目標，以前總還冠以“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避免卷入中國內戰”之類的詞句。從這時起，則開始放棄這一提法，而把目標改為“阻止中共統治中國”，介入中國內戰已不可避免，只是介入多少，在形式上直接或間接的問題了。

為配合這一政策轉變，遂有魏德邁使華之行。

4、馬歇爾的“兩張牌”

1947年7月1日，馬歇爾向剛從歐洲考察回來的魏德邁提出，要派他到中國和朝鮮進行一次“了解事實”的旅行，以此作為制定遠東政策的基礎。由于軍方與國務院在援華問題上一直有不同意見，馬歇爾自稱：“情況確實危急，我感到有迫切必要重新考慮我們的政策，看看我們繼續對華采取的行動應有什么改變。”

魏德邁一向是主張積極援蔣反共的，一年以前曾與馬歇爾在和談問題上有不同意見，馬曾臨時建議收回對他的任命而讓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

現在盡管司徒雷登和駐華使館從中國報回的情況不厭其詳，國務院對中國情況也了如指掌，卻還要再派魏去“了解事實”，這實際上意味著馬歇爾有意改變美國政策的側重點。特別是，馬還征求了魏的意見，問他是否愿意接替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魏因對前事不能釋然，予以拒絕，然后馬才請他擔任這一臨時任務。

當魏問馬，美國政府和駐華使館還有什么掌握不了的情況需要他去發現時，馬解釋說，由于國會人士不斷抨擊政府對中國采取消極政策，因此需要重新估計對華政策。

由此看來，派魏德邁使華的目的與其說是為進一步了解情況，不如說是一方面為應付國會的親蔣派，一方面為公開改變“不介入內戰”的姿態找臺階下。

可以說，對馬歇爾說來，司徒雷登和魏德邁是兩張牌，要“促和”時打司徒雷登，要助戰時就打魏德邁。有意思的是，前一次派司徒雷登時引起魏的不快；這一次派魏又引起司徒雷登的不快。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和魏本人都理解馬歇爾這一決定標志著美國對華政策開始發生重要轉變。

另外，派魏德邁使華也有為國民黨打氣之意。

如《白皮書》敘述這件事的背景說：“中國政府似無能或不愿采取有效措施來解決擺在它面前的嚴重問題，而有一種冷漠、失敗主義和精神破產的感覺”，“在心理上完全依賴外援”，而不認識到“自助自救…乃是唯一的和基本的要求”。有鑒于此，美國政府才派魏德邁使華。

這一說法和魏德邁在華時一再批評蔣政府的調子是一致的。

7月11日公布的杜魯門給魏德邁的訓令指示魏：

在與中國居負責地位的官員和領袖們討論時，你要說明只有中國政府能夠提出令人滿意的證據，證明其能采取導致中國元氣恢復的有效措施，美國政府才能考慮對一項計劃提供援助。再則，任何可能使用的援助，必須受美國政府代表的監督。

訓令還要魏在中國時先不要就援助問題對國民黨作出承諾，而在調查報告中對援助的性質和程度作出建議，并對給予或不給予援助可能產生的后果均作出估計。從訓令的內容來看，“有條件的援助”基本方針已定。

魏德邁就自己的任務向馬歇爾提交的意見書中所引關于搶救“沉船”的一段話。這一番話頗能代表當時一部分以為美國無所不能的人的心理狀態。

魏德邁自以為回天有術，抱著按美國的意圖、用美國的力量全盤改造國民黨政府的野心勃勃的計劃來到了中國。

作為政策的另一組成部分——反對中國共產黨，此時也已明確。

魏德邁于7月12日向其率領的使團全體成員制定的有關此次任務的方針中提到：

本國不過問涉及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分子聯合之問題（在中國、朝鮮或世界其他地區產生對建立極權主義或共產主義意識之政府有利的條件，均與美國之政策與目標不相符)。

7月14日，魏德邁一行在聽取國務院關于中國的情況匯報會上，魏再次追問，美國要求國民黨擴大政府的基礎，是否應把中共包括在內，范宣德明確答復，“不包括中共”。說明連范宣德的態度也已轉變。此時美國已明確反對中國成立聯合政府。

中共陜北電臺于7月16日發表聲明指出，魏氏訪華意味著美帝國主義早已拋棄“中立”外衣，現在準備更進一步放手侵略中國，扶植垂死的蔣政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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