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現在已寫不出《活著》了。”
2025年5月27日第二屆漓江文學獎現場，余華這句話像一顆石子，在文學圈激起千層浪。32年前，他蹲在浙江海鹽的菜市場，聽著販夫走卒的家長里短，寫出了福貴跌宕的一生；32年后，他坐在學術論壇的鎂光燈下，坦言時代洪流早已沖垮了當年的創作土壤。
《活著》的誕生：一個時代的幸存者筆記
1992年的余華，眼里裝著社會轉型期的陣痛。國企改制、下崗潮、農村變遷……他像一位冷靜的旁觀者，把福貴的人生揉進時代的褶皺里。美國民歌《老黑奴》的旋律，意外與東方農民的生死觀共振，成就了這部豆瓣9.4分的神作。全球超2000萬冊的銷量，證明苦難從來都是人類的通用語言。
寫不出《活著》的余華，才是真實的余華
當60歲的余華說“回不去了”，他撕開的何止是作家的困境？從前他能蹲在菜場觀察人間，如今卻被直播間和學術會議填滿日程；從前筆下是生存焦慮，現在年輕人卻在追問“活著即正義”是否成立。流量時代解構了宏大敘事，連死亡都能被做成短視頻金句，他筆下的沉重，正在被算法稀釋成輕飄飄的流量碎片。
文學的困境，何嘗不是時代的隱喻
余華的焦慮，本質是傳統作家在流量時代的身份危機。當莫言忙著開公眾號，麥家沉迷劇本殺，文學早已不再是書房里的孤芳自賞。他嘗試的多維度文學實驗，像極了在短視頻時代堅持寫長詩的堂吉訶德——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姿態，比任何作品都更具文學性。
我們都在失去“活著”的能力
福貴牽著老牛走向夕陽的畫面，正在被直播間的“家人們”解構。當00后用“躺平”消解苦難，用“發瘋文學”對抗內耗，余華筆下那種向死而生的堅韌，似乎成了過時的古董。但或許，每個時代都需要自己的“福貴”——不是重復苦難，而是證明人類在精神荒原上，始終有重建意義的能力。
余華寫不出《活著》了，但你我何嘗不是？當算法決定我們看見什么，當熱搜取代思考，我們都在失去講述完整故事的能力。但文學的魅力，不正在于它永遠在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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