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駛過平壤凱旋門時，導游金英姬指著窗外一排灰藍色工裝的人群輕聲說：“您發現了嗎？朝鮮的春天有柳絮、有金達萊，唯獨少了一樣東西——路人的笑容。”陽光透過車窗，照在她職業性的微笑上，那弧度標準得如同平壤地鐵站里永不偏移的扶手梯。

在平壤街頭駐足的三天里，我像考古學家般搜尋著人類最本真的表情。主干道上的行人步速接近奔跑，高顴骨的面龐在柳京飯店的玻璃幕墻上投下沉默的剪影。婦女們拎著印有“忠誠”字樣的布包匆匆走過，唇上雖涂著鮮紅的胭脂，嘴角卻像被無形的線牽扯著，緊繃成一條直線。

“今天是金日成同志誕辰紀念日，”英姬察覺到我的目光，聲音突然壓低，“按傳統，公眾場合不能笑。”后來我才知道，在朝鮮，“太陽節”期間微笑可能被視為褻瀆，曾有外國游客因拍攝路人笑臉被要求刪除照片。當我們的巴士經過萬壽臺獻花人群時，黑壓壓的身影在百米高的銅像前彎腰鞠躬，空氣里只剩下風吹動紙花的沙沙聲。

唯一的例外是孩子。在科學家大街小學門口，幾個系著紅領巾的男孩偷瞄著旅游大巴，發現我在拍照時突然咧嘴露出豁牙，又兔子般竄進校門。那一刻，鐵灰色建筑群間躍動的鮮紅領巾，像雪地里燃起的火苗。

“您箱子輪子卡住了！”英姬單膝跪在火車過道，徒手拽出卡進縫隙的滑輪。這位平壤旅游大學的高材生，在整個行程中始終保持著教科書級的服務：幫老人提行李時手臂暴起青筋，講解妙香山歷史時眼里閃著光，甚至在游客抱怨泡菜太咸時，她小跑著端來一碟蜂蜜蘋果片。

這種溫暖并非孤例。在開城的高麗餐館，服務員崔善玉跪坐在榻榻米上為我們烤牛肉。當團里小孩被辣醬嗆到，她變戲法似的掏出一瓶中國產的哇哈哈AD鈣奶——那是她用攢了三個月的“奢侈品基金”買的珍藏。結賬時我瞥見她磨破的袖口，可遞來濕毛巾的雙手依然帶著暖意。

英姬的隨身包像多啦A夢的口袋：印著領袖頭像的創可貼、分裝感冒藥的小鐵盒，甚至還有針線包。有次我紐扣崩飛，她掏出紅線時帶出一張泛黃照片——她和父母站在板門店哨所前，三人嘴角抿成相似的弧度。“這是考上導游時拍的，”她迅速塞回照片，“在朝鮮，服務外賓是榮譽。”

“您看，阿里郎和華為功能差不多！”英姬終于讓我觸碰她的寶貝手機。磨砂外殼已掉漆，屏幕裂痕像蛛網蔓延。這部售價1500元人民幣的手機，抵得上普通工人半年工資。

在青春大街的櫥窗前，幾個少女正撫摸模特身上的酒紅色呢大衣。標簽上的2000元標價，讓她們伸出的手指懸停半秒又縮回。不遠處的外匯商店里，同款大衣用歐元標價，穿在陪同外賓的干部夫人身上。

最震撼的畫面出現在地鐵站。當中國游客展示5G視頻通話時，英姬脫口而出：“這么快，乘客坐在里面不會頭暈嗎？”哄笑聲中，她茫然望著突然靜默的車廂，指甲深深掐進掌心。那道橫亙在鴨綠江兩岸的認知鴻溝，此刻具象得令人心痛。

離境前夜，英姬帶我去玉流館吃冷面。銅碗里的蕎麥面浸在冰水中，她忽然問：“聽說中國外賣半小時就能到？”得到肯定答復后，她望著窗外交錯的電車線喃喃道：“平壤斷電時，我家陽臺的太陽能板只夠點四小時燈...”

歸途列車駛過鴨綠江大橋，手機信號滿格的剎那，微信涌出上百條消息。轉頭回望，英姬仍站在朝鮮側的站臺上，胸前徽章在暮色中反射出最后一點光。她揮手的姿勢標準得像教科書插圖，嘴角保持著那個恰到好處的微笑弧度。

微笑的謎底：在生存與尊嚴之間

“為什么朝鮮人很少笑？”分別時我終于拋出這個殘忍的問題。

英姬沉默良久，從Gucci仿款包里掏出一個靛藍零錢包——針腳細密地繡著金達萊。“去年帶上海團，客人說朝鮮像他們八十年代，”她將布包塞進我手心，“可您知道嗎？我們免費分房看病時，他們還在用糧票呢。”

她突然指向窗外：

一個軍官正背著中風的老人爬上沒有電梯的舊樓，汗濕的軍裝貼在脊梁上；

新婚夫婦在科學家大街拍婚紗照，新娘踮腳為丈夫整理“光榮勞動者”獎章；

放學少年用阿里郎手機拍下路邊野花，屏幕光照亮他專注的眉眼。

“不是不想笑，”她指尖拂過零錢包上的花瓣，“是習慣了把力氣攢著過日子。”

列車啟動時，晚風送來她最后的低語：“但請相信，當陽臺太陽能板亮起的瞬間，當阿里郎收到戀人短信時——我們心里的金達萊，也在悄悄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