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總有一些乍一聽很荒謬，但卻是現實發生了的事情。比如：乾隆皇帝在近三百年前的一首詩，如今登上了一份生物學期刊的封面。但這并不是因為生物學的期刊編輯們對乾隆的詩才萌生了興趣，而是因為他的詩提到了一個受保護物種——江豚。近日，中國的科學家們為了追蹤歷史上江豚棲息地范圍的變化情況，別出心裁地利用古詩中的相關記載。在生態學研究中運用這種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無疑令人耳目一新。

“微笑天使”江豚

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在路過鎮江時，他登臨金、焦二山，詩興勃發，于是揮毫寫就御制詩《游焦山》：

郁蔥樹色扶奇峰，倒影盡在江天里。

豚入息風銀月澄，龍出聽講黑云起。

鎮江自古便活躍著江豚的身影，在當地更是流傳著“江豚拜風”這一自然勝景。所謂江豚拜風，其實指的是江面風起之時，江豚會朝著起風的方向“頂風”出水。這一奇妙景象很早就為人所注意。北宋韻書《廣韻》就曾記載：“江豚別名鯆魚……天欲風則見。” 而乾隆此處的后兩句詩，就是在反用江豚拜風的事典：江風停息，江豚潛沒。真龍駕臨（真龍顯然是指他自己），卻又勾動云雨。

乾隆帝一生創作四萬多首詩，這些詩作中的大多數都意味索然、境界平平，這首《游焦山》也不例外。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這首詩卻在近三百年后的今天，登上了一份科學期刊的封面。

current biology的封面，上題乾隆詩作，左下角為兩只長江江豚

圖片來源：current biology

原因正是因為這首詩提到了保護動物——長江江豚。

長江江豚目前僅棲息于長江流域的中下游。隨著水質環境的持續惡化，江豚種群的繁衍態勢極其嚴峻。根據2014年的一項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10年左右，由于非法捕撈、工業污染、水利建設以及支流湖泊的采砂行為等因素，長江江豚的種群數量減少了約60%。

但是，關于江豚的可靠科學記錄數據從最近幾十年才開始。因此科學家對江豚原本的棲息地分布情況了解得非常有限。本研究的主要著者、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梅志剛指出，人們需要對江豚在歷史上的棲息地范圍有一個準確的判斷，這將有助于制定合理的生態保護計劃。他說：“如果沒有一個歷史基準，那么人們很可能會把江豚經歷數代下降后的種群狀態視為‘正常’。”

但是，當梅志剛和同事們嘗試在史料文獻中尋找江豚的蹤跡時，卻鮮有收獲。在最主要的方志文獻中，官方記錄幾乎沒有記載任何有關江豚的信息。地方志更為關注老虎和大象等陸生巨型野獸，因為它們有可能威脅到當地居民的安全。相比之下，生活在長江里的江豚接觸到一般居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但是，有兩類人常有機會目擊到江豚。其一是漁民，但他們通常文化程度較低，不可能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其二便是泛舟攬勝文人騷客了，他們不僅有條件觀察到江豚，并且往往樂于在詩文中記錄下這種奇妙的自然景觀。

梅志剛對江豚的魅力很有信心，他解釋道：“與一般魚類相比，作為哺乳動物的江豚體型較大，而且喜愛躍出水面，尤其是在風暴來臨前，它們會追逐魚群，跳躍嬉戲。這種壯觀的景象很難不吸引詩人。” 梅志剛所說的景象，正是前文所述的江豚拜風。

于是，梅志剛和他的同事收集、篩選和整理了724首提及江豚的古詩詞，其中清代詩詞477首，占比超一半；其次是明代詩詞177首；元代詩詞27首；宋代詩詞38首；唐代詩詞5首。

得益于中國古典文學中優良的詩歌傳統，大多數詩歌都可以通過標題、題記等記載檢索出詩歌的創作地點及事件。歷代學者嚴謹細致的文獻學、考據學成就，也為分析這些文獻提供了莫大幫助。

清代畫家聶璜所繪《海錯圖》中的海豚，形似江豚

梅志剛指出：“這項研究的一大挑戰在于中國古詩的數量浩如煙海，而且每位詩人風格迥異。研究人員得判斷詩人描述的可信度。有些詩人注重寫實，盡可能客觀地描述所見；而另一些詩人則更具想象力，可能會夸大所見事物。因此，在找到相關詩詞后，還需對每位詩人的生平和寫作風格作出分析，以確保所獲信息的可靠性。”

通過分析，研究人員找出了362首詩歌所記錄的江豚的具體地理位置。這些位置中的78%（281首）位于長江干流，14%（51首）位于長江支流，8%（31首）位于其他湖泊。研究團隊將長江流域劃分為1056個30×30 km的網格，并以這些網格為基礎標注出了詩歌中記載的江豚分布情況。

最終的分析結果顯示，分布有江豚的網格數量由唐朝的169個減少至現代的59個，也就是說，江豚的分布范圍自唐朝到現代，整體減少了65%。尤其是在清朝（142個網格）至現代（59個網格），長江江豚的分布范圍出現了斷崖式下降。這反映出江豚在過去一個世紀內棲息地大幅收縮的趨勢。不同區域的收縮程度也存在差異：在長江干流，江豚分布范圍從唐朝到現代縮小了33%；但在支流和湖泊中，范圍收縮程度則高達91%。

梅志剛表示，長江江豚是如此頻繁地在詩詞中出現，這反映出中華文化與自然間的深厚聯系。他說：“我們正在將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典籍和生物多樣性聯系起來。我們的研究填補了從化石和DNA中獲得的超長期信息與近期種群調查之間的空白。這真正展示了將人文藝術與生態保護聯系起來而產生的強大力量。”

參考文獻：

https://www.cell.com/current-biology/abstract/S0960-9822(25)002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