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29日，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批準特朗普政府的請求，暫時擱置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此前做出的禁止執行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多國加征關稅措施的行政令的裁決。

而在前一天，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叫停”特朗普政府多個關稅行政令。為此，特朗普政府法律團隊向聯邦巡回法院上訴院起訴，稱美國貿易法院“司法越權”！該項起訴最終得到支持！

白宮指控法院 “叫停” 關稅是 “司法越權”，本質上是三權分立框架下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激烈碰撞。要理解這場爭議，需從憲法分權原則、法律授權依據和具體司法裁決三個維度展開分析：

司法越權是指法院超越憲法或法律賦予的權限，干預其他分支的專屬權力領域。在美國憲政體系中，司法權的核心職能是解釋法律和憲法，判斷行政或立法行為是否違憲，而非直接制定政策或替代行政決策，最高法院在 1952 年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案中明確，總統權力需基于憲法或國會授權，否則即屬越權。

具體到關稅爭議，貿易法院的職責應限于：

審查總統是否在國會授權范圍內行事（如 IEEPA 或 301 條款的授權邊界）；

判斷總統對法律的解釋是否符合憲法原意（如 “國家緊急狀態” 的定義）；

確保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如是否遵循必要的通知、聽證程序）。

因此，若法院直接代替總統制定關稅政策或推翻國會立法，才構成司法越權。但在本案中，法院的裁決聚焦于總統權力的憲法邊界，而非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因此屬于正當司法審查。

所以，沖突的焦點在于特朗普是否違反憲法！

貿易法院認為：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確將 “管理對外貿易” 的權力賦予國會，總統僅能在國會授權下實施關稅。而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持續 49 年且未構成 “異常和特殊威脅”，不符合《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 ） 的適用條件，并且IEEPA 未明確授權總統征收關稅，其 “監管貿易” 的權力僅限于制裁特定國家或實體，而非全面加稅！而如果根據《貿易法》第 301 條款，總統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前需與國會磋商，但特朗普直接宣布關稅，程序嚴重瑕疵。

正因為如此，貿易法院裁決指出，若允許總統以 “緊急狀態” 為名無限擴大關稅權，將導致行政權徹底架空國會，最終顛覆三權分立原則，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措施違憲

那么，巡回法院又為何中止貿易法院判決呢？

因為，根據美國《聯邦司法法典》第 1295 條，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對國際貿易法院的裁決擁有專屬上訴管轄權。在本案中，國際貿易法院于 5 月 28 日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關稅政策越權違法，而巡回法院作為上級法院，有權對該裁決進行審查并決定是否暫停執行。

巡回法院給出的依據是：IEEPA 的 “緊急狀態” 定義具有彈性，且總統在貿易政策上享有廣泛裁量權，行政部門在外交和經濟事務中的 “推定合憲性”。并且，國會通過《貿易法》第 301 條等法律已實質性授權總統采取貿易報復措施，且 IEEPA 作為緊急狀態法，允許總統在特定情況下靈活應對經濟危機，這種 “隱含授權” 理論在近年司法實踐中逐漸得到支持!

最后，巡回法院可能認為國際貿易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存在程序瑕疵，案原告為五家小企業和 12 個州，而法院的裁決卻影響全球貿易，可能超出了原告的訴訟請求范圍！巡回法院作為聯邦法院系統中對行政機構最具 “技術性尊重” 的法院之一，在涉及貿易政策的案件中通常傾向于維持行政決定！

外貿人早就麻木了，今天哪個外貿企業對于美國關稅還是按日內敏感的，我都懷疑他是做期貨的，不是做貿易的！ 盡管美國國際貿易法院 5 月 28 日裁定其關稅政策非法，但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次日即批準政府請求，暫時恢復關稅執行，這種 “叫停 — 恢復” 的循環揭示了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結合法律博弈、國際談判和國內政治因素，未來政策大概率將延續 “搖擺常態化” 特征。

目前，外貿人通常采取差異化策略和“友岸外包”策略去規避關稅（我說的是大型外貿商），比如將 30%-50% 產能轉移至墨西哥，利用原產地規則規避關稅。再疊加個動態庫存管理的BUFF：建立 “雙周滾動備貨” 機制，通過海外倉儲備 3-6 個月安全庫存，緩沖政策突變風。然后針對《美墨加協定》（USMCA）、普惠制（GSP）等規則，集中攻關，優化原產地認證，爭取0關稅！再買個中國信保 “關稅險” 覆蓋政策突變損失，一套下來，短期只要不是大的變化，外貿其實已經做好了長期轉移的準備。

其實最近，我在外接的咨詢，問我最多的不是關稅，而是美元處置，我們在海外有超萬億的美元外匯結款，還沒回來，持續貶值的話，這幾天損失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