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澎湃新聞的一篇報道《“工蜂經濟”中的韓國青年：即使有很愛的人也排斥結婚生子》，以一個名叫金悠承韓國人為例透視了韓國年輕人的真實處境，跟中國很像，確實地說，中國年輕人很像韓國年輕人，未來或許更像。

當金悠承這樣的韓國青年在補習班與名校競爭中耗盡青春，最終選擇“不婚不育”時，中國年輕人也在社交媒體上刷屏“躺平”“不婚保平安”。這種跨越國境的共鳴，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東亞社會的“工蜂經濟”模式正在將年輕人異化為“高效生產、低欲生存”的工具人。韓國用0.75的生育率敲響人口警鐘，而中國2024年結婚人數(shù)預計跌破659萬對的信號，預示著相似的危機正在逼近。

韓國教育體系是“工蜂經濟”的孵化器。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金悠承便輾轉于三門補習班之間，而他的同學甚至同時參加六七個補習班，每月家庭私人教育支出高達106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600元），占工薪階層平均月薪的29%。這種“社會投資狀態(tài)”的集體焦慮，使得韓國青年高等教育完成率高達69.6%，位居OECD國家之首，卻也讓“考上SKY大學”成為階層躍升的唯一窄門，僅有3%的高中畢業(yè)生能躋身頂級學府，余者或復讀或“向下流動”。

中國的教育競爭同樣白熱化，“雙減”政策下，一線城市家庭仍每年投入超10萬元于隱形補習，而“985廢物”“小鎮(zhèn)做題家”的自嘲，折射出學歷通脹下“高投入、低回報”的集體失落。當教育從“改變命運”淪為“避免墜落”的工具，年輕人對未來的期待被壓縮為“活著已用盡全力”。

韓國年輕人即使擠入職場，也難以掙脫經濟枷鎖。首爾公寓中位價達9.59億韓元，需普通上班族13年不吃不喝才能購置；而2025年韓國25-29歲青年失業(yè)率攀升至12年來新高，制造業(yè)崗位同比減少11.2萬個。這種“高學歷、高負債、低保障”的生存狀態(tài)，迫使年輕人將婚姻視為“奢侈品”，金悠承坦言，結婚意味著“生活成本激增”和“情緒價值透支”，而首爾0.58的生育率正是這種邏輯的產物。

中國年輕人的困境如鏡像般相似，全國平均房價收入比達9.2，深圳等城市甚至超過40，而“996”工作制與35歲職場危機加劇了不安全感。社交媒體上，“婚姻是合伙開公司”“養(yǎng)娃是氪金游戲”的調侃，實為對經濟壓力的黑色解構。韓國“三拋世代”（拋棄求偶、結婚、生育）的幽靈，正在中國化為“四不青年”（不婚、不育、不買房、不奮斗）。

韓國“壓縮現(xiàn)代性”的代價是家庭功能的過載，上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后，家庭被迫承擔社會保障職能，代際間的“隱性剝削”加劇，金悠承拼命工作只為“贍養(yǎng)父母”，而年輕女性李恃憲因目睹職場性別歧視，將生育視為“職業(yè)生涯的死刑”。韓國女性承擔三倍于男性的家務勞動，而育后重返職場者僅30%，這種結構性壓迫使首爾生育率較全國更低。

中國的情況同樣嚴峻，絕大部分大學生認為父母婚姻狀態(tài)影響自身婚戀觀，原生家庭矛盾催生“恐婚族”；而職場中“母職懲罰”現(xiàn)象普遍，女性生育后薪資平均下降12%-17%，迫使高知女性在“事業(yè)”與“子宮”間二選一，當“婚育”從人生選項變?yōu)轱L險投資，年輕人自然選擇“止損”。

韓國教訓表明，單純經濟激勵無法逆轉低生育趨勢。2024年韓國政府將育兒補貼提高至每月100萬韓元，但生育率僅微升0.03，年輕人仍視政策為“治標不治本”。

當金悠承們選擇“與貓相伴”而非生兒育女時，這不僅是個人生活方式的轉向，更是對“增長至上”模式的無聲反抗。韓國“工蜂經濟”的教訓警示中國：若繼續(xù)將年輕人視為“人力資源”而非“完整的人”，在教育、住房、職場構建層層枷鎖，生育率的短暫反彈終將湮沒于結構性的絕望中。

社會的進步，不在于GDP數(shù)字的攀升，而在于每個個體能否在奮斗中保有“愛與繁衍”的勇氣，這需要一場從效率崇拜到人性回歸的深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