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國為徹底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簡單來說，就是在未來統一的中國內部，考慮到1949年以來的歷史實際等要素，在大陸依舊是實施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而在香港、澳門和臺灣則大體保持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變。

歷史書上告訴我們，這個制度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關于在進入改革開放后，不同于過去的新時期如何解決臺灣問題的全面考量，并在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上得到了充分的實踐和歷史檢驗。

那么，在這之前，我們國家對于臺灣問題的政策是什么呢？

被“國際化”了的臺灣問題和對臺工作思路的轉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根據戰前同盟國簽訂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戰敗的日本需要將其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在亞洲地區侵占的諸多土地“物歸原主“。其中，臺灣列島和澎湖地區被指定歸還給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

在經歷將近四五十年的分離后，臺灣又一次回到祖國的懷抱。但這種統一并未持續多久，隨著1946年國共內戰開始，在清王朝倒臺后中國土地上最有影響力的兩大政黨，展開了決定未來這片古老土地命運前途的最終決戰。

大家都知道，1949年新中國宣布建立，1951年隨著西藏地區有關戰役的結束和人民解放軍實現解放海南島，中國大陸地區基本宣告全部解放。此時，國民黨集團則退居臺灣，企圖憑借臺灣天險和當時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加上冷戰的國際格局，長期和大陸對峙。

那個時候，很明顯，我們對臺灣的思路自然是延續了國共內戰時期的“解放思維”。

“打到臺灣去，解放全中國”的口號一度刷滿了軍隊和地方的各類宣傳標語。當然，在今天我們展望未來日趨復雜的國際局勢時，類似的話語或者表述也常被一些網友或調侃，或認真地提出。但21世紀我們喊出這種“口號”是建立在解放軍已經取得對臺灣方面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的前提下，而五十年代我們的先輩面對的則是在美國撐腰下，掌握了臺灣海峽區域相當的制空權和制海權的蔣軍。

金門登陸戰役的失利和隨后爆發的抗美援朝戰爭，使得我們在事實上失去了短期內軍事解決臺灣問題的時機。

朝鮮戰爭后，由于志愿軍的英勇無畏和不怕犧牲 ，美軍最終被擋在了三八線以南。

消滅朝鮮半島上紅色政權的目的達不成，美國則必須在中國南方的戰略方向，也就是在臺海的戰略方向上下更大的籌碼——隨著中蘇關系進入一個蜜月期和蘇聯對新生共和國的全方位援助逐步到位，尤其是重工業和軍事領域援助的落實，臺灣海峽過去“蔣軍占有的技術兵器優勢”也在逐步打破傾斜。

1954年，美國和蔣介石當局簽署《美臺共同防御條約》，除了在軍事上給予臺灣更多的支持外，美國還主動在政治上“打臺灣牌”。當時，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很快獲得了社會主義陣營和部分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承認。但在國際舞臺上，由于頭號超級大國美國主導一批小弟對我實施的孤立、封鎖及敵對政策，我們當時在國際舞臺上是比較被動的。

具體而言就是，關于聯合國的席位問題。根據《聯合國憲章》與歷史上有關的國際法實踐，在新中國政府建立之后，由于蔣介石集團龜縮臺灣一隅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事實上失去了合法性與代表廣大中國人民的代表性。因此，過去由國民政府代表的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理應立即由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予以取代。

但由于美國帶領的西方國家陣營的封鎖、孤立與敵視政策，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新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才得以恢復。

在這期間，美國一直聯合其鐵桿盟友支持臺灣蔣介石搞獨立。可以這么說，雖然我們的主張一貫是“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后冷戰的大國際背景，加上由于我們和蔣介石集團固有的意識形態分歧恰好符合冷戰時期兩個對立陣營的意識形態分解標準。

因此，在客觀上臺灣問題事實上自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就不得不和一些臺海域外國家或力量產生關聯。

當然，老蔣自然樂得在美國和其“小兄弟”打造的后援和“小團體”中竊取中國人民的合法代表權，玩弄“狐假虎威”的把戲。不過，美國說到底是無法理解“一個中國”和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對于一個統一的國家的向往。

美國支持臺灣當局，終究是把臺灣當局作為一個配合美國的棋子，為美國在亞洲的“冷戰前線”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戰略服務。而這就給了我們在處理臺灣問題上新的思路。

1958年，第三次臺海危機爆發，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馬祖，震懾了長期由此向大陸縱深滲透挑釁，危害我國沿海安全的蔣介石軍隊，并實現了對金馬地區和臺灣本島之間物資聯系的事實性封鎖。

解放軍海空軍精銳技術兵力也和臺灣方面展開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的戰斗，并取得了相當的戰果。老蔣見狀，一面嚇自己“大陸要打過來”（事實是盡管解放軍在第二次臺海危機中陣仗很大，但我們真的沒登陸的意思，也就無從談起所謂“臺軍抗衡中共登陸”的臺灣方面吹噓），另一面，又根據臺美協防體系要求美國給予“支援”。

可是這一次美國卻覺得，金門馬祖不過是兩個小島，老蔣放棄也就放棄了，放棄金馬反而能收縮兵力加強臺灣本島的“防務實力”，增加臺灣蔣介石當局和大陸持續抗衡的“本錢”。

不過，蔣介石這個時候不樂意了。

一來，自從來到臺灣后，老蔣對臺灣各界都不斷重復著“反攻大陸”的“承諾”或者說是豪言壯語，被解放軍打了些炮彈，別說“反攻大陸”了，“國軍弟兄”倒是從金馬撤回本島離大陸越來越遠，這怎么說都沒辦法對內交代。

二來，老蔣心里也清楚，一旦從金馬方向撤軍，臺灣島和大陸地區在地理上的軍事界限可能就真的只剩下一條臺灣海峽了——相比較臺灣本島，金馬地區算是離大陸很近的“外島”了。到時候，要是美國要求他放棄“反攻大陸”，這不僅僅會威脅到他在臺灣地區的統治以及蔣介石集團自居的“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也會讓他們在國際上頃刻間喪失來自海外華人團體的支持，以及國際社會對其鼓吹的“中國合法代表身份”的質疑。

在捕捉到因為炮打金馬，尤其是在美軍護航后，毛主席等領導人制定了在炮擊時“只打蔣軍不打美軍”的具體戰術方針后，美蔣關系可能發生的變化。特別是通過對過去我們和蔣介石長期打交道的經驗教訓總結的基礎上，我們黨和國家的早期領導人認為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蔣介石對“一個中國”概念的認同在客觀上與我們是有相似之處的。

因此，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一種觀點在毛主席和中央內部逐漸形成：臺灣放在老蔣的手里，“總比放在美國人手里好”。

對于“解放臺灣”，那一代領導人認為是可以等待的，可以交由后人去實現。

隨著1958年10月，大規模的炮擊金馬逐漸進入尾聲，解放軍對金門和馬祖的炮擊逐漸變得“規律性”，并在頻次上加以控制。

毛澤東希望借此既能遏制蔣介石對大陸的野心和對我國海防安全的侵犯挑釁，也能讓蔣介石有借口頂住美國人讓他“撤防金馬，固守臺灣”建議，也為了能給蔣介石集團在軍事地緣上留下和大陸聯系的最后紐帶——可以說，毛主席和蔣介石二人在金門和馬祖地區國軍是否撤退的問題上，客觀上是有相互“配合”的意味的。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蔣介石開始大力整肅臺灣內部的一些“臺獨思想”。

眾所周知，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后臺灣淪為舊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二戰后才又被中國合法政府統治。這中間的幾十年，日本人可是好好經營的，特別是在“思想殖民”上下了大功夫的。

看過電影《太平輪》的朋友應該對片中一些表現上世紀40年代臺灣老人，特別成長于日據時期的老人，那種很淡薄的對于中國合法政府和大陸地區歸屬感的片段有些記憶。

恰逢炮擊金馬的時候，臺灣島內有聲音開始將兩岸關系和“國與國”類比，覺得“這樣打來打去根本不是一家人”。出于維系自己的獨裁專權，老蔣也是讓手下的軍警憲特們收拾了好些如此鼓吹“臺獨”的臺灣人士。

在這樣的內外環境變化之下，國共雙方之間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聯系。

國共雙方的秘密接觸與“一綱四目”的提出

前面我們說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民黨集團與美國的關系發生微妙變化，大陸方面決定開始嘗試和蔣介石建立聯絡。

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周恩來等早期領袖就已經開始醞釀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和背后的中美關系問題的可能性了。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重申在必要時用戰爭方式解放臺灣，但是也強調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個方針在之后的中共八大上得到了確認和肯定。

之后，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表達了中共與國民黨通過和談解決臺灣問題的愿望，并請一些途徑大陸訪問臺灣的外籍人士和國際友人向臺灣代為傳達有關信息。

與此同時，毛澤東提出了國共和談的具體設想和辦法：

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臺灣將來是要實行社會主義的，但何時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則要取得蔣先生的同意后再做，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大陸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

在中央有關對臺政策進行轉變的同時，和國民黨高層的秘密通訊聯絡渠道也在逐步開掘。當然，由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是不可能像1949年重慶談判那樣和蔣介石、陳誠等對方進行面對面公開商談的。就算國共雙方愿意，美國和蘇聯或許也不見得樂見這樣的局面。

因此，尋求在兩方“都有關系”的中間人進行傳話，是最明智的選擇。

最初，毛澤東曾經在50年代拜托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先生給蔣介石帶去了親筆信，信中贊揚了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呼吁兩岸捐棄前嫌，為中華民族福祉計，開創第三次國共合作。

另外，毛主席還鄭重邀請蔣介石回大陸參觀考察，與北京方面談判，只要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其他的細節問題都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

章士釗把信帶到香港后，由于身體突染上重病行動不得，因此只好委托一位素有愛國情操的《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先生，代替他去臺灣。

在許孝炎之后，臺灣方面曾經派當時尚在共產黨方面戰俘營內改造的國民黨將領宋希廉的胞弟宋宜山，多次往返大陸臺灣，和周恩來與當時統一戰線工作的負責人李維漢等共產黨方面的高級首長進行秘密商談。

而當時中共方面的條件就是日后“一綱四目”的基礎。

這些條件包括：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臺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該地區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

上述四個條件，可以說構成了日后“一綱四目”正式提出的前奏。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四條關于“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其實當時這一條我們不僅跟臺灣人說過，也直接和老蔣背后的靠山美國人談過。

從1955年在中美正式建交前的官方聯絡渠道，也就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我方談判代表一直是堅持這一條作為我們和美國關系改善的底線之一。后來，陳誠代表臺灣國民黨集團到美國官方訪問的時候，美國人曾經給他看過之前“和中共方面的接觸”，也就是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全部記錄。

當陳誠看到中共方面對于要求美國從臺灣撤軍的時候，當著美國人的面表示中共考慮長遠，不懼國際壓力，是“泱泱大國的表現”——當時蔣介石內部一些高層的心態可見一斑。

1963年，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些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

一綱是：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臺灣領導人意見妥善處理。
四目是：（一）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臺灣領導人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處，悉由中央撥付；（三）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需等待條件成熟并和臺灣方面領導人協商后才能實行；（四）雙方互約不派人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可以看出，一綱四目，是我方對建國初期延續自解放戰爭政策的重大修正。可以說標志著當時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核心在對待臺灣問題上由過去單純的“軍事解決”，向“軍事和政治并重”的方向進行轉變。

一綱四目的提出是需要極大的誠意和政治勇氣的，體現了中共方面對于打了很多年交道的老對手的尊重。正如之后在解放戰爭中起義的“和平將軍”張治中，在周恩來的授意下給陳誠寫的信中所寫的那樣：

一綱即“只要臺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即蔣介石。——編者注）與兄（即陳誠。——編者注）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臺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也正是在這一年（1963）的年末，在當時國共雙方同時信任的一位“聯絡人”，著名媒體人曹聚仁的奔走努力下，周恩來和陳誠與蔣經國在南海的一個島嶼上實現了一次極為秘密的會面。此次會面的具體情況目前所知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能促成這樣珍貴的會面，從大陸方面的因素看，“一綱四目”的提出必然也功不可沒。

“小球轉動大球”之后：中美關系正常化后的臺海總格局變化，與“一綱四目”的發展

時間轉眼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個時候，大陸和臺灣所面臨的國際大環境又發生了變化。

隨著中美雙方因為當時在國際上積極擴張的蘇聯而逐步走近，臺灣問題變成了中美雙方為了進一步發展關系甚至建交而不得不首要面對的問題。彼時，美國政府依舊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且和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保持了“正式的外交和軍事關系”，美軍依舊在臺海地區長期駐扎。

1971年4月，一系列機緣巧合促成的美國乒乓球運動員訪華，這也拉開了之后的基辛格與尼克松的美方高級官員相繼訪華與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序幕。

在運動員訪華之后的當年6月，周總理在會見一批美國來訪的新聞界人士的時候，第一次正式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政府對臺灣問題的“一綱四目”方針，并做了進一步的補充。

周總理在和美國《每日新聞》社長兼發行人威廉·阿特伍德談到臺灣問題的時候，首先承認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最大障礙與最難解決的問題，并簡要闡明了為何說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與國際法依據。同時，他從“互不干涉內政”角度出發，委婉指出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和做法，表達了中方的不滿。

接著，周恩來當著眾多外國人的面，話鋒一轉，拋出了關于“海峽兩岸認為同屬一個中國”的論述，并且很直言不諱地談到了蔣介石的“一個中國”的情節：“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美國注意，蔣介石也反對制造‘兩個中國’，也反對制造一個中國另外加一個臺灣獨立實體。我們跟蔣介石聯合過，也敵對過，我們打了幾十年，但在這一點上有共同性，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外國只能承認一個中國。”

某種意義上說，這算是對當時一些國際勢力試圖制造“兩個中國”的最直接回擊。后來甚至有一些外國媒體在向其國內傳達這一消息的時候，用上了“顛覆性”之類的詞語——顛覆了之前一些人的錯誤認知與錯誤觀念。

而在談到具體的“一綱四目”的時候，周恩來還就其中的“中央政府對臺灣的經濟支持”一項做了更多的補充說明。因為當時一些國際上聲音認為“一旦統一”后臺灣生活水平會驟然下降——畢竟當時大陸地區因為經濟政治和歷史等因素，長期經濟發展緩慢。

不過周恩來卻認為，“臺灣回歸祖國后，我們有可能在他們原來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從臺灣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周恩來向美國記者做出了在統一之后的兩地區財政關系的設想：

第一，中央非但不會對臺灣增加稅收，相反還會減稅。
第二，由于當時我們對于本國“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定位，臺灣回歸祖國后，如有需要的建設費用會由中央方面撥付而不用舉債。
第三，考慮到當時大陸地區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低薪酬”和臺灣地區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的薪資差異，大陸未來會承諾在臺灣的人，他們原來有多少收入還可以保持多少收入。并且因為不收他們的所得稅，生活就會更加改善。而對于失業的人，和在過去從大陸去臺灣的人，如有需要是隨時可以回到大陸故鄉活動甚至長期生活的。

最后，在周總理看來，未來臺灣地區公民在一個統一的中國中地位是一樣的。

“如果臺灣回歸了祖國，在臺灣的人對祖國作出了貢獻，那么，祖國就應該給他報酬。”

考慮到國共雙方長期的復雜關系與相互斗爭的歷史，美國記者在聽完周恩來的一席話之后評價為：“（周恩來的一綱四目政策和他對未來統一后的一些具體構想安排）恐怕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由于當時雙方的領導人普遍年事已高，加上一些特殊的歷史背景，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國共雙方當時的領導核心均已不在人世。

又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

尾聲

“一綱四目”中，對未來實現統一的國家中特定地區考慮到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因而中央將采用不同的政策用以將此類特殊地區和大陸進行相對獨立的分類管理的思路，后來被鄧小平繼續運用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略中，并在香港澳門問題上得到了良好的實踐，“一國兩制”也由此作為我國現行基本國策之一。

從“解放”，到“和平解放”與“一綱四目”，再到“一國兩制”政策，共產黨方面對臺灣政策從來都是在堅持底線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國內外情勢進行統籌安排的，充分展現了什么叫“與時俱進”。

如今，臺灣問題依舊看不到短期內迅速解決的曙光，但考慮到近些年臺灣民進黨當局的所作所為，以及目前大陸對臺灣在經濟體量和軍隊數量質量上的顯著優勢，我們有理由相信，祖國統一的那一天，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