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15日清晨，年輕的作曲家聶耳從上海坐郵船前往日本，好友鄭君里等人悄悄目送他遠行。大約在4月末5月初，聶耳把電影《風云兒女》的歌譜完成稿《義勇軍進行曲》從日本寄給司徒慧敏。5月24日，《風云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一首與時代民眾產生共鳴的歌曲由此傳唱開來。

除了國人熟知的“田漢詞、聶耳曲”，它的創作隱藏著廣東人的身影。《義勇軍進行曲》首版唱片灌制在上海百代公司完成。參與灌制的司徒慧敏、顧夢鶴、鄭君里、盛家倫，均是廣東人。因此，歌聲中“還夾雜著一些廣東語音”。

今年5月，《義勇軍進行曲》迎來發表90周年的日子。南都、N視頻記者從史料文獻里爬梳剔抉，尋找這首誕生于上海的救亡歌的廣東緣分和聲聲回響。日前，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學部長、北京電影學院特聘教授丁亞平接受南都、N視頻記者專訪，解析該曲的時代特征、創作特點和歷史意義。

丁亞平提到，首版唱片的“口音感”反而讓人覺得特別接地氣，有一種非常真實的在地溫度。此外，他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當時的傳播甚至超越了影片《風云兒女》本身，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并不多見的例子。時代情緒的濃縮、音樂語言的感染力以及媒介傳播的放大效應，由于三個層面的力量形成共振，才產生了深遠的效應。

丁亞平。

【對話丁亞平】

“一種方向感的喚醒”

南都：《風云兒女》和《義勇軍進行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能否結合時代背景談談其創作的特點？

丁亞平：電影《風云兒女》上映于1935年，當時正是國家面臨空前民族危機的時期，日本侵略步步緊逼，全國上下人心惶惶，這部影片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它由許幸之導演、田漢編劇，集結了當時不少左翼文化人，他們的創作初衷，并不是簡單地塑造幾個人物、講一個故事，而是希望通過影像喚起觀眾的民族意識，用電影介入現實。

當年報刊雜志刊登的歌譜。

影片的結構采用“雙線并進”，一方面，主人公辛白華原本是個有點消沉的文人，后來因為朋友的犧牲而覺醒；另一方面，他的朋友梁質夫從一開始就堅定信念，投身抗戰。這種雙重結構強化了“覺醒”這一核心主題，強調國家不保、個體無安的歷史緊迫感。《風云兒女》在那個年代，不只是電影，更像是一種方向感的喚醒。

而影片中最重要的亮點，毫無疑問就是后來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最早是田漢在寫劇本的時候，為男主角辛白華寫的一段長詩中的最后一節。當時劇本還叫《鳳凰涅槃圖》。但沒過多久，田漢就被逮捕入獄。夏衍接手完成了分鏡頭腳本，定名《風云兒女》。

也是這個時候，聶耳主動找到夏衍，提出要為這首歌譜曲。他接過歌詞后很快完成初稿，并在被黨組織安排赴日避難期間，帶著這首歌去了東京，最后把修改后的定譜從日本寄回國內。更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增強歌曲的號召力與情感穿透力，聶耳還對結尾做了修改，比如我們今天熟悉的那句“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就是修改后的結果。《義勇軍進行曲》不但是電影里的情緒高點，后來很快成為全民傳唱的抗戰號角，它之所以能迅速走出銀幕，廣為傳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形式和內容上都足夠有力量，能真正觸動人心。

從今天回看，《風云兒女》已不僅僅是一部電影，而是那一代電影人集體回應時代的努力和結晶。而《義勇軍進行曲》的出現，更讓這部作品具備了一種穿透電影本體、直接介入歷史命運的象征意義。

“時代情緒的濃縮”

南都：音樂在該電影中頗起到作用，時人也有認為歌聲好過電影表演，能否介紹此歌曲為何能夠產生如此巨大影響？

丁亞平：確實，《義勇軍進行曲》當時的傳播甚至超越了影片《風云兒女》本身，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并不多見的例子。我覺得它之所以能產生這么深遠的效應，歸根到底是三個層面的力量形成了共振：時代情緒的濃縮、音樂語言的感染力以及媒介傳播的放大效應。

首先從歌詞來說，田漢以極為凝練的方式捕捉了當時整個民族的情緒狀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這樣的語句已不再只是詩，而是一種戰斗口號，道出了當時千萬普通中國人最真實的內心聲音。

聶耳。

其次是旋律。聶耳吸收了西方的進行曲結構，同時又加入中國人熟悉的節奏感和旋律走向，這樣就使這首歌既有力量，又容易被記住、被傳唱。參與首版錄制的顧夢鶴、司徒慧敏、鄭君里等人是廣東籍，所以這一版的《義勇軍進行曲》其實帶著比較濃的南方口音。不過這種“口音感”反而讓人覺得特別接地氣，有一種非常真實的在地溫度。

當時《大美晚報》有一段評價我印象很深，它說：“這曲調，可以使我們從消極的生活中急進，萎靡的陷阱里奮起，在民族危機的當前，卻是一種惕勵的興奮劑！”形容得非常貼切。

最后就是媒介傳播的力量。《義勇軍進行曲》很快便從銀幕走進街頭巷尾、走入課堂、登上廣播，它從一首電影歌曲變成抗戰歌曲，最后成為國歌，完成了一個非常罕見的躍遷。在這個意義上，它的力量早已超越藝術的美感維度，而成為一種激發民族情緒、喚起國家認同的文化召喚機制。

“使命意識與現實回應”

南都：由電影而誕生國歌，這種歷史機緣可能后來者難以想象。時隔90年，當時的電影和音樂人的創作過程，對當下文藝有何啟迪？

丁亞平：《風云兒女》與《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是中國電影史上少有的將政治性、歷史性和藝術性三者高度統一的范例，它們為我們今天的文藝創作提出了幾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第一，文藝從來不只關乎情感的表達，更是介入時代的一種方式。《風云兒女》《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者所面對的，是民族危亡的歷史現實。他們的創作并不以形式美感或結構完整為首要目標，而是源于深切的使命意識與現實回應。這種“被迫發聲”的姿態，使作品天然地承載了歷史重量。這對我們今天有很大啟發。現在的文藝創作處在一個多元而活躍的市場環境中，有時很容易被話題性、流量或技術包裝牽著走，但真正能打動人心的作品，往往還是來自創作者對時代的深切體認。這種創作動因并不靠技巧取勝，更不是可以偽裝出來的。

百代唱片《義勇軍進行曲》早期版。

第二，這也提醒我們重新理解“集體創作”的價值。當時的左翼電影人、音樂家、文化人之間，其實并沒有特別清晰的分工界限，他們更像是一個“戰斗的共同體”。大家帶著共同的立場、共同的目標去完成一部作品。這種協同精神對當下的文藝創作是很大的提示。現在的創作往往是劇本歸劇本、配樂歸配樂、美術歸美術，每個環節分割得很清晰，但真正打動人的作品，往往來自一種統一的表達意志，哪怕它未必完美，但整體氣質是通透的。

第三，重新理解電影和音樂的關系。在那一代創作者看來，音樂不是電影的“配角”，而是敘事的一部分，是激發觀眾情緒的核心動力。反觀現在，雖然技術手段越來越發達，音畫結合卻缺乏了那種情感穿透力。怎樣重新喚醒觀眾對“聲音”的信任，讓音樂真正成為電影敘事的一種力量，這也是今天很多創作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最后，我們常說，文藝要植根生活、扎根人民。《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或許告訴我們，更深層的“植根”未必在于題材的選擇，而在于創作者是否真正動情于人民的命運。正因如此，《義勇軍進行曲》讓我們看到，當創作者真正把自己放在時代的洪流中去思考和創作，文藝才會有回應歷史的能力。當這種與時代血脈相連的創作意識成立時，一首電影插曲便不只是作品的一部分，而能穿越時間，走進歷史深處，最終成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聲音。

出品：南都即時

采寫：南都記者 馬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