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國派代表到場，見證中國用三年時間，做了件改變世界的大事。

五月底，國際調解院正式在香港設立，公約簽署儀式同期舉行，外交部長王毅出席，香港特首致辭，中方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畢竟這是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組織，而且還是中方與三十多個立場相同的國家共同倡導成立的。如今這些國家也派代表到場，見證他們與中國用三年時間，共同邁出的重要一步。

【國際調解院正式設立，公約簽署儀式同期舉行】

調解院的設立，補上了全球治理的一塊空白，中國可以通過這個全新機制，繼續推動全球治理改革。

國際調解院主要有三大職能，首先是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糾紛，如果出現了當事方單獨談判無法解決的爭端，第三方的合理介入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打破僵局的同時，還能通過多邊協調，產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有必要明確的是，調解不同于走司法程序或仲裁流程，前者完全以自愿為基礎，充分尊重當事方處理爭端的自主權。

這意味著，除非當事方一致同意，將問題提交給國際調解院處理，否則國際調解院是不會受理的。

【國際調解院彌補了全球治理體系的一塊重要空白】

在調解期間，當事方可以隨時選擇中止，在制度設計上，留下了足夠的緩沖空間。

相比起來，司法和仲裁等方式，往往有一定的強制性色彩，有時非但不會解決問題，還會激化矛盾，埋下更大的隱患。

只要出現一個有爭議的判例，立刻就會引發信任危機，一旦出現了漏洞，再想修補就沒那么容易了。

不僅如此，仲裁可能還會被別有用心者利用，挑戰國家主權，期間還會暴露出“雙重標準”、仲裁方帶有政治動機等嚴重弊端，這對于參與仲裁的當事方而言，不僅嚴重失衡，也有失公正。

對此，中國可是很有發言權。

【各方一致同意調解院落地香港】

當年的“南海仲裁”鬧劇，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反面例子。這就不只是爭議那么簡單了，同時還肉眼可見地動搖了地區安全。

而調解的出發點，往往是爭取到一個“兩全其美”的結果，盡管這個過程肯定不會輕松到哪去，甚至可能比單純的仲裁更艱難，畢竟平衡好各個當事方的利益，始終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也沒有什么捷徑可走。

對于廣大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它們更傾向于用調解解決爭端，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所謂的“國際仲裁”，這背后的邏輯，未嘗不是一種話語權的爭奪，單邊與多邊的博弈。

所以我們就能看到，和中國共同倡議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基本上都是發展中國家，它們對這方面都有剛需，也厭倦了西方“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那套話術。

在這種體系下，發展中國家只有任發達國家宰割的份，沒人會愿意接受。

【李家超很看重調解院未來的表現】

在調停國際爭端上，調解有一個很突出的原則優勢，那就是各方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爭端和平解決，以合作共贏為優先導向，突出非對抗性，可以視為國際法在全球治理實踐上的靈活投射。

這對于當前的國際格局而言，調解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關鍵是如何發揚光大。

除了調解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國際調解院的其他兩個職能，是處理國家與別國公民之間的爭端，以及私人主體之間的國際商務爭議，不過基本原則是不變的。

至于調解院如何開展工作，還得看第一個接的是什么樣的案子，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成立調解院肯定不只是為了好看，而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

國際調解院從發起倡議到正式落地香港，前后歷時三年。

這三年時間下來，中國通過多方協調，順利完成了國際調解院的早期能力建設，不過真正的考驗今天起才開始。

各方都在看，國際調解院正式成立之后，將如何調解國際糾紛，應對各種棘手問題，中方在這個過程中，又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又如何借助后者國際法律中心的特殊地位，展示達到國際先進標準的法律服務水平。

【中方已經完成了國際調解院的早期能力建設】

衡量標準很直觀，就是看成功案例有多少。

也只有在國際調解院表現出成熟的爭端解決能力，證明自己在全球治理進程中有獨特的競爭力，才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到中方的倡議中。

調解不存在固定模板，也沒有什么流程可以按部就班，只能實事求是，這恰恰是中國的長處。

話又說回來，也不是什么爭端都能通過調解得到解決，每個方案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局限性，不存在一個普遍的通解。

對此，我們要辯證地看待，把不同方案系統性結合起來，對癥下藥，才會有效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