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某者，濮陽人也，年四十，與武氏結縭十又二載，育有三子。

丙申歲購置縣城宅邸，本應家室和睦，然自丁酉年武氏三次訴離，終以情未破裂被駁回。

戊戌年六月初九，武氏報案稱遭強奸，時尹氏與武氏已分居五月有余。

濮陽縣公廨以強奸罪逮尹氏，七月十六獲檢院批捕，囚系凡二百八十五日。

至甲辰年孟夏，縣衙以"證據不足"撤案，尹氏方得釋。

初，公廨移訴書載：尹氏于龍城國際東苑十三樓主室施暴，然DNA檢驗證據未諧，證供亦多抵牾。

檢院不起訴書明言："本案現存證據未達起訴要件"。尹氏自辯："武氏誣吾以爭房產，實無茍且之事。"

蓋武氏欲取宅邸，故設局構陷。幸賴辯護律師付建氏據理力爭，終得昭雪。

今尹氏具狀訴濮陽縣檢院，求償金凡三十三萬，內含：

一、拘押誤判之償金一十三萬五千余元（按日百元計）

二、精神撫慰金十萬圓

三、交通住宿、訟師資費等十萬圓

四、請檢院院長刊報謝罪，滌蕩清譽

五、追劾辦案官吏之責，或移紀委監委核察

此案涉三重法理之辯：

其一，婚內強奸罪與非罪之辨。按《唐律疏議》"夫為妻綱"，然今之《刑典》第二百三十六條未除外配偶，然司法實踐中多持"非正常婚姻關系"方入罪之說。昔有大同王某案（、大慶吳某案，皆以分居或離異訴訟期間判強奸罪，處緩刑。今尹氏案適值分居且離異在即，自當別論。

其二，國家賠償之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明載："對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濮陽檢院既已撤回起訴，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行政司法賠償案解釋》第二條，當負賠償之責。且《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五條定有精神損害賠償，尹氏蒙冤二百余日，精神損害自不待言。

其三，追責程序之啟動。按《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條例》，辦案者若違《刑訴法》第七十九條（逮捕要件）及《刑訴規則》第一百四十條（證據審查），當追其責。尹氏案中，逮捕所據證據薄弱，后竟因"證據變化"撤案，足見當初批捕失察。

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司賠償案件解釋》第十一條，違法采取強制措施致人身自由損害者，按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賠。今尹氏被囚二百八十五日，當得賠償：365.24元/日×285日=104,147.4元。然其請十三萬五，蓋含誤工損失及生命權、健康權之損。

至若精神損害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定有考量因素：侵權情節、后果、獲利、過錯、當地經濟水平等。尹氏遭羈押致事業中輟、家庭破裂，子女撫養權亦因此易主，精神損害不可謂不巨。十萬圓之請，猶嫌未足。

昔有邯鄲張氏案，被誣強奸羈押三百余日，終獲賠四十六萬；今尹氏案賠償額尚不及其半，可見司法實踐中精神損害賠償認定之嚴。然《國家賠償法》第三十五條明言"造成嚴重后果"者應支付，尹氏案中婚姻破裂、名譽掃地，當屬"嚴重后果"之列。

追責一節，按《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例》第十四條，辦案人員若違反證據審查規則，錯誤批捕致冤案，當追究執法過錯責任。濮陽檢院辦案過程中，既未查實暴力脅迫之據，又未勘驗現場痕跡，僅憑武氏一面之詞遽捕，實有違《刑訴法》第五十五條"證據確實、充分"之規定。

按《監察法》第四十七條，檢院對辦案中違法違紀行為應移送監委。尹氏案中，若查實辦案者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則當依《刑法》第四百條追究徇私枉法之罪。

嗟夫！婚姻自由，人格尊嚴，乃憲法明載。婚內強奸之存廢，雖學界爭議未休，然司法者當以證據為憑，不可偏聽偏信。

今尹氏案昭示：司法糾錯機制猶存，國家賠償法可為蒙冤者昭雪，然賠償金額之核議，追責程序之啟動，猶賴司法者秉持公正，以彰法治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