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到8日，張學友原定于在東莞舉行演唱會，因為跟高考時間重合，部分考生家長擔心孩子高考受到干擾便開始投訴。終于，演唱會延期了。

東莞文旅此前做過解釋，演唱會舉辦地東莞籃球中心場館周圍幾百米內沒有大型住宅區，而且都是干道，不會造成交通問題而影響高考。另外就是，演唱會舉辦的時間是晚上，跟高考時間錯開，不可能干擾考試過程。另外，高考都是專車接送加交通疏導。想想珠三角強大的商業系統和城市管理能力，基本上可以認為，擔心演唱會影響高考是杞人憂天。

但還是有家長投訴，居然成功了。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些家長是巨嬰心態，仿佛自己的孩子是宇宙中心，恨不得孩子學習的時候整個樓的鄰居都別看電視別打電話別高聲說話，最好都別喘氣。要是孩子遇到大考，估計連小區的蚊子蒼蠅都得閉嘴。高考，那簡直俄烏戰爭哈以沖突都應該暫停，畢竟戰爭天天可以打，高考只有一次。

評價這些癲狂的家長，需要回到幾個背景。

首先是近年來高考被神化。“魚躍龍門”的心態始終盛行，可躍龍門指的是科舉考試，那真的是改變命運，一朝進士及第，雞犬升天。可高考就是個從高中到大學的選拔考試，對比高考和中考的錄取率，其實差不太多，卻獨獨放大高考的“重要性”。現在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在就業市場中同樣面臨窘境，就別提什么改變命運這樣的荒唐結論了。

高考在生命歷程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家長和社會對高考的重視程度在提高。一到高考期間，各大新聞媒體報的，都是各大部門為高考保駕護航。硬生生把高考變成了一個全民被迫關注和參與的社會事件，各種要求停工停產、交通開道，整個社會生活幾乎都要為高考讓路。是不是有些過了？

這種“過”，恐怕不能僅僅指責家長巨嬰，而是我們的社會流動機制和教育體系問題。大學本不該是職業教育，奈何我們的職業教育處于邊緣化的地位，于是越來越多的家長把大學教育當成就業手段，把就業當成大學的指標，又回到了向上流動和改變命運那一套。大學本該是研究學問無關名利的場所，卻越來越變成“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去處，無論是動機還是目的都愈發錯配。本該有利于就業的職業教育質量一言難盡無人問津，大學就承擔起這樣的期待。越是缺乏進身之階，越是內卷，高考就越被捧上不該有的角色。

第二是權利邊界的缺失。當高考成為“重中之重”要求社會生活為之讓路時，其他被損害的權利有哪些發聲渠道和補償機制？路權的侵占，可以認為是公共權益為高考做出妥協，可是一些工廠工地的停工停產，是明顯對私權的占有。我不同意什么“舍小家為大家”的論調，如果一個小家的私權可以被隨意舍棄，那么大家中的一員會不會有一天變成那個“小家”呢。

我當然同意為教育和高考做適度的傾斜，這是社會的公德與溫度。但這些應該建立在精細化管理的措施之上，比如給企業申訴的空間，在制定措施時綜合考慮多方的權益，給受侵害的主體相應補償等等。這是社會治理的必要成本，一切為了大家，最終是為了每個具體的小家，因此對小家的犧牲就背離了社會管理的目的。

第三是“按鬧分配”現象和權力機制。當權力主體單一時，多元利益訴求就無法形成公正的博弈，更無法在多方互動中達至一個自發的、具有共識的解決方案。

試想一下，教育部門、考生家長群體、可能影響高考的商業機構和個體，在一種開放的環境中“各執一詞”充分表達，考點設置是否合理，考生怎么到達考場，周圍的商業機構是否真的可能影響考生，可以做實地勘測和論證。如果確實影響高考需要停工，如何協商給予補償，如果是不合理的訴求，也可以通過公正公平公開的方式來駁回。但目前的決策機制，很容易為了管理效率而強制簡化措施，最終就是愛哭的孩子有奶吃，按鬧分配愈演愈烈，才助長了巨嬰式的心理和行為。這樣下去，每個人都可能變成無理取鬧的家長，也可能是受害的演藝公司或歌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