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4日，曾參與組建和領導“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等抗日革命團體的吉鴻昌將軍，被反動派槍決于北平陸軍監獄，年僅39歲。

就義之前，吉鴻昌特地向敵特人員取來執筆，奮筆疾書絕筆詩一首：

每每讀到這首義憤填膺、慷慨激昂的就義詩，都會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對將軍的一種敬意。

如今，距離吉鴻昌去世已經整整過去了91年，但關于他的種種往事，卻依舊縈繞在世人的腦海中，成為一段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

吉鴻昌早年出身于馮玉祥為主導的西北軍，中原大戰后被迫接受老蔣的改編，出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

但好景不長，吉鴻昌因主張聯合抗日且反感老蔣“圍剿”紅軍的主張，繼而被對方以出國“考察實業”的名義逼迫下野。幾個月后，上海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吉鴻昌聞訊立即回國并加入中國共產黨。

出于對老蔣的失望和對抗日大業的熱忱，吉鴻昌與馮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將領，憑借蘇聯提供的武器支援和東北義勇軍的踴躍參與，于1933年5月26日在張家口宣布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兼第2軍軍長。

盡管同盟軍一度取得了收復康保、寶昌、沽源和多倫失地的戰果，但終因老蔣為首的反動派與日軍的聯合絞殺而失敗。

即便如此，吉鴻昌抗日救亡的決心依舊未曾動搖。他回到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建立起包括馮玉祥、李濟深、方振武、任應歧等各地反蔣抗日力量代表在內的大同盟中央委員會，為全民族抗戰開展統戰工作。

可惜的是，新的抗日同盟組建不滿半年時間，早已對吉鴻昌恨之入骨的老蔣授意特務組織，在天津法租界逮捕了他，15天后的1934年11月24日，吉鴻昌英勇就義。

吉鴻昌犧牲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有關他被捕的細節一直是個“歷史謎團”。人們只知道他在法租界被捕，引渡到北平監獄后不久遇害。

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行刑前留下了那首傳頌后世的就義詩，以及向特務們要了一把椅子，堅持光明正大的為抗日赴死，拒絕背后挨槍，慷慨從容的姿態令人肅然起敬。

時隔多年后，人們從原軍統北平站站長陳恭澍的回憶錄和親身參與抓捕吉鴻昌的特務人員呂一民口供中，了解到更多關于吉鴻昌從被捕到犧牲的細節。

兩方對比之下，歷史的謎霧也漸漸的散去……

毋庸置疑，吉鴻昌選擇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失敗后退居天津，有他更深層次的考量。

一來自己曾在1930年從天津法租界花園路5號購置一處住所，主要用以從事抗日秘密聯絡和宣傳刊物印發出版活動，又被我黨同志稱為“紅樓”。

二來天津自英法聯軍1860年入侵以來即建立了租界，且更重要的是，租界在老蔣為首的國府管轄范圍之外，因此對開展抗日活動的吉鴻昌而言是極為有利的掩護。

不過，吉鴻昌的隱秘活動還是引起了老蔣手底下特務們的警覺。這樣一來，他就不得不被迫重新選擇一處居住和辦公地址。自此之后，頻繁更換地址的吉鴻昌一度令特務們手足無措，不知該從何下手。

為此，老蔣特意向戴笠下達了處置吉鴻昌的命令，戴笠則將這一任務交由自己最信任的殺手之一、時任軍統北平站站長的陳恭澍。

在戴笠這邊領命后，陳恭澍立即著手組建了一個包括北平站行動組成員王文、天津站情報組長呂一民、天津站直屬情報員呂問友、楊玉珊等人在內的專門暗殺小組，天津站負責偵察和跟蹤，北平站則負責具體刺殺任務。

當然，由于吉鴻昌身處租界，加之深居簡出、行蹤隱秘，暗殺小組的特務們一開始也像無頭蒼蠅一般找不出頭緒。

既然跟蹤吉鴻昌一段時間無果，陳恭澍索性下令讓特務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各自手中掌握的信息渠道入手，對吉鴻昌的行蹤進行摸索定位。

這樣一來，陳恭澍確實有了意外收獲。原來，天津站情報組長呂一民在摸排過程中，意外聯系到了一個名叫鄭恩普的軍人，此人雖未參加過西北軍，與吉鴻昌也談不上熟悉，但卻在吉鴻昌動員軍隊反蔣抗日時接觸過對方。

更令呂一民喜出望外的是，鄭恩普在交流中無意透露出吉鴻昌在天津法租界國民飯店三樓租房子的消息。隨后，鄭恩普將消息匯報給陳恭澍，在對方的安排下，特務們在吉鴻昌居住的國民飯店對面租下了一處房舍，用以監視對方的一舉一動。

一段時間后，陳恭澍漸漸摸清了吉鴻昌的活動規律，隨即制定了一個周密的刺殺計劃。

遺憾的是，吉鴻昌雖然對特務們的跟蹤行動有所警覺，但卻對陳恭澍等人的暗殺行動一無所知。

1934年11月9日這天，吉鴻昌以“打麻將”的名義將各路反蔣聯盟代表召集到國民飯店會商。這邊各路代表們借打麻將開啟了議事進程，另一邊的特務們也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

雖然已經鎖定了眾人集會的具體房間，但因為摸不清房間內的情況，特務們一時間也不敢輕舉妄動。不過，關鍵時刻，現場一個獨自玩耍的小女孩卻為陳恭澍提供了思路。

以小女孩手中皮球不慎掉進吉鴻昌房間的大氣窗里為由，特務們借機敲開了吉鴻昌的房門，不等開門人員反應，北平站行動組成員王文迅速踢開吉鴻昌房門，不由分說便沖著正對房門之人連開三槍，對方當即倒在了血泊之中。

令特務們始料未及的是，當場喪命之人并非吉鴻昌，而是李宗仁派出的代表劉少南。趁此機會，眼疾手快的吉鴻昌立馬飛身上前打掉了王文手里的槍，對方隨即踉踉蹌蹌的逃了出去。

由于槍聲驚動了法租界，吉鴻昌和任應岐很快被聞訊趕來的巡捕帶走，隨后被引渡到北平監獄關押。

事后盡管沒有足夠證據表明法租界是否參與對吉鴻昌刺殺一事，但從事后反應速度和處理效率來看，對方明顯是知曉個中情節的，當然也就不排除與特務們共同參與這件事的嫌疑。

至1949年初天津解放，有關吉鴻昌遇害一事的調查處理程序也隨之被提上了日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罪魁禍首陳恭澍隨老蔣赴臺外，參與刺殺的王文在抗戰時期早已歸西，只剩暗殺小組的呂一民和呂問友下落未知。

兩年后的1951年1月23日，年過五旬的呂一民在天津被捕，在對17年前參與刺殺吉鴻昌一事供認不諱后，他也由衷感慨道：

2個月后的3月31日，天津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呂一民死刑。大仇得報，吉鴻昌的家人也長舒了一口氣。

想來吉鴻昌將軍泉下有知，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滄桑巨變和昔日反動派幫兇的認罪伏誅，都應當深感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