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傷的過程像潮水，有時強烈，有時平靜。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去適應這種起伏。在哀傷中尋找一些能帶來慰藉的小事。即使在悲傷里，你也可以感受到快樂。

撰文 | 王子伊

編輯 | 沈佳音

《看天下》雜志原創出品

李昀鋆的人生被劈成了兩段，2014年7月29日之前的21年，以及成為“沒有媽媽的孩子”后的漫長歲月。

對李昀鋆來說，“失去”意味著打電話，買飛機票、火車票，以各種方式，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都找不到媽媽了，沒法重新建立連接，也沒機會聽到她說任何一句話。“那種絕望感是一點一點在生活里面滲出來的。”

這份強烈的哀傷持續了很久。面對家人和知情的朋友，李昀鋆感到，自己的哀傷就像房間里一只看不見的大象，幾乎所有人都對此視而不見，只會翻來覆去地說：“時間都過去這么久了，想開點，放下吧。”

甚至，她也會自我懷疑：我的哀傷是不是“不正常”？我為什么久久不能“放下”？

難以“節哀”，也難以“順變”。李昀鋆的個人困擾推動她追問哀傷經驗背后的公共價值。歷時近13個月，深入訪談了44位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喪親者，李昀鋆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

在論文的題獻上，李昀鋆寫的是“獻給我最最親愛的母親，你不知道我有多愛你（我也寧愿你永遠不知道）” 。《與哀傷共處》 一書整理出版后，題獻變成了“獻給甘瑞珍”。

甘瑞珍是母親的名字。李昀鋆解釋，媽媽是“典型的中國女性”，不太會談論自己，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家庭——如同無數在“外婆”“奶奶”等代稱中隱去姓名的女性長輩一樣。“我想把這本書獻給她自己。”

01

“我愛的人永遠不可能回來了”

2014年7月25日到7月29日，李昀鋆不停反芻這段“刻在心上”的日子。

7月25日，研一的李昀鋆正在學校自習，哥哥打來電話，說媽媽中風了，但是不嚴重，讓她有時間來看一下。因為擔心、害怕，她猶豫了十幾分鐘，才回宿舍收拾東西，趕去醫院。這是李昀鋆第一個痛恨自己的地方。

從學校到媽媽所在的醫院，坐地鐵要兩個多小時。李昀鋆趕到ICU時，媽媽已神志不清，模模糊糊地說了一句話，她也沒能理解。李昀鋆看見，媽媽的右手被綁在病床上，護士說她一直在動。但李昀鋆忘了自己在病床旁待了幾分鐘，說了什么。只記得，她最后聽從周圍人的指令，離開病房，到 ICU 外面等待。這是李昀鋆第二個痛恨自己的地方。

7月29日早晨，媽媽的心跳慢慢停止。李昀鋆用木梳子給媽媽梳好頭發，綁好辮子，當時媽媽有一些掉了的頭發，她猶豫了一下要不要保留，因為“害怕頭發”，她把這些頭發扔掉了。這是李昀鋆第三個痛恨自己的地方。

這份“痛恨”在媽媽離開的日子里被無限擴大。李昀鋆想，如果自己更快一點收拾，再快一點趕到，媽媽是不是可能還在清醒狀態？媽媽被捆綁時，她會不會很難受？在自己沒在病房的十幾分鐘，媽媽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李昀鋆記得，在告別式上，媽媽的樣子很安詳，“像睡著了”。那時，李昀鋆學了近5年的社會工作，憑著專業訓練的習慣，她親吻了媽媽的額頭、左臉、右臉和嘴唇，當作“告別”。

李昀鋆以為做完這些動作后，自己會把哀傷處理得很好，但她錯了。回到生活，眼淚變成了日常。

面對失去母親的傷痛，李昀鋆感到“深深的無力感和孤立感”。她形容那種狀態，“像一個人掉到了黑洞里面”“好像被整個世界遺忘了”。

媽媽過世那晚，李昀鋆接到輔導員的電話，她啜泣著問為什么母親會死：“我做了那么多志愿者活動，為什么還會發生這些？為什么好人沒有好報？”

2016年1月12日，李昀鋆旁聽博士生導師陳智豪教授的“與哀傷共存”課程。陳教授想要了解同學們的期待，李昀鋆這樣寫道：“我想知道要怎么與哀傷共處。我的哀傷似乎永遠不會停止，我愛的人永遠不可能回來了，而我每天都覺得好痛。”

李昀鋆決定做一個“自私”的研究。她不相信“時間過去，自然會好起來”。她想知道死亡、喪親和哀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想知道該怎么獨自一人繼續活下去。

通過研究，她想給自己找一個答案。

李昀鋆

02

見的年輕喪親者

李昀鋆算不上“異類”——參考相關統計數據，她審慎推斷，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數量，約占群體總數的3.4%~11%。

人們更愿意理解失獨老人或喪偶伴侶，他們失去的東西是被認可為“重大的”，他們的哀傷是“合法的”。年輕子女則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喪親群體，他們的聲音難以被聽見，他們的哀傷也難以被理解。

很多受訪者告訴李昀鋆，父親/母親過世后的幾年，他們依然“過不去”，被喪親深刻地影響著，他們身邊的長輩則會輕飄飄地說，“都過了這么久還沒好嗎？你要往前走”。

甚至，一些受訪者也會問李昀鋆，做哀傷研究有什么意義？

她訪談了44位年輕喪親者（33位為女性、11位為男性）。他們的年齡在21歲至34歲之間，絕大多數是核心家庭的獨生子女。他們的父親/母親或因長期疾病離世，或因意外突然離世，或自殺身亡。

幾乎所有人都向李昀鋆敘說了一個相似的經驗：他們從未將哀傷告知過另一位在世的父母或其他家人；面對身邊的朋友，也是閉口不談；甚至在訪談結束時，絕大多數受訪者會告訴她——你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聽到這些故事的?人。

李昀鋆每年都會在母親的忌日，以隱晦的方式在朋友圈紀念她。圖為2018年的發圖，左側的必勝阿貍是母親生前親手繡的，中間是李昀鋆的童年照片，右側的小熊公仔是她特意購置的，胸前縫有母親離世的日期。

年輕喪親者或為完成眼下的治喪任務，為健在家人的心情考慮，主動壓抑著哀傷，或受家庭和同輩影響，被動地將哀傷“鎖在柜子里”。

甚至，“強裝鎮定”本身還會被家人誤解。一位受訪者的母親，在和女兒一起去墓地探望父親時，曾小心翼翼地問：“爸爸走了，你是不是不傷心？”在母親眼里，她“看起來還是正常的，不像一個沒有爸爸的女兒”。受訪者感到委屈：“你想要我什么事都不做，也在那里哭？……我最應該做的，不就是照看好現在還在的人嗎？”

事實上，哀傷被掩藏，但從未缺席。

絕大多數受訪者自陳，在父母離世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的日常被激烈的哀傷占據。有人形容“生不如死”，會自殘；有人嚴重影響學業，失去了生活的“意義支撐”；有人出現了“軀體化癥狀”，“頭暈了一個月”。

在一個缺乏死亡教育的社會，年輕子女幾乎對哀傷一無所知，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經歷這場人生中最初，也最沉重的離別。

哀傷像潮水一樣，吞沒了年輕喪親者。

任何一個細節都可能喚起哀傷。有人描述那種“突如其來”的想念：“比如說你突然在吃飯時候想起來她愛吃這個菜，你突然在做家務的時候想起來她曾經告訴過你應該這樣做……它變成了一個無處不在的一個東西，開始慢慢地向你涌過來。”

在崩潰的堤壩上，他們發現自己孤立無援。

03

“社會給哀傷的空間太小了”

讓年輕喪親者“失聲”的無形規則，來源于何處？

這個問題，李昀鋆也沒有答案。

或許，答案藏在《論語》“未知生，焉知死”的避談死亡的文化禁忌里，藏在《禮記》“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的葬禮過后停止哀傷的文化期待里，藏在親人“都這么久了，別再說了”的冷漠里，藏在朋友“不要哭泣，好好過生活”的祝愿里。

答案，也藏在耳濡目染的文化教育里。在小說《祝福》里，魯迅生動描繪了祥林嫂如何在兒子阿毛被狼吃掉后，不斷和身邊的人傾訴哀傷的痛苦，而最終淪為眾人笑柄的故事。

公開地分享哀傷，幾乎是不可能的。祥林嫂作為“反面教材”，也出現在了年輕子女的敘事里。一位受訪者說，“剛開始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我會很真誠地脫口而出。你再遇到兩個人、三個人跟他們講，別人就會覺得你是祥林嫂……”

甚至，連李昀鋆也害怕，別人會質疑自己的哀傷是“有問題的”。很長一段時間，她“學習隱藏哀傷”。

種種因素疊加，讓哀傷被“剝奪”。年輕喪親者逐漸學乖，學會不再傾訴哀傷，把哀傷隔離起來，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和身邊其他人一樣”。

李昀鋆說：“社會給哀傷的空間太小了，導致年輕喪親者給自己的哀傷空間也很小。”

這份被壓抑的哀傷一旦爆發，就如決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李昀鋆記得，幾乎所有女性受訪者在第一次訪談時都“哭得稀里嘩啦”。

訪談過后，李昀鋆感覺自己的哀傷變得更加復雜，像是背著44個人的哀傷。她會在日歷上記下對受訪者來說重要的日子，包括父親/母親的忌日、他們的生日、春節、清明節、母親/父親節等重要的日子，并在特殊日子給他們編輯一條信息，讓他們感受到有人同樣記得。

清明節的時候，她寫道：“‘生死不可選，中間的過程才顯得重要和珍貴。’因為知道了我們自己離開的那一天的必然，我們今天才會知道如何選擇活。愿我們可以帶著對離開的人的愛，惜取眼前人，惜取現在時。”

中秋節的時候，她寫道：“遠方的我喜歡的人們，生活有時候有點孤獨，但是孤獨的我們并不是孤單的（lonely but not alone）。”

春節的時候，她寫道：“或許有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承認，承認我們的生活沒有像這個世界承諾給我們的那樣和諧和完美，生活總有點‘喪’，有點糟糕，還會有點復雜。面對這樣的生活時，不要害怕啊，因為很多人和你一樣（至少我就常常害怕和焦慮）。”

李昀鋆認真地給每一位到場的讀者寫“To簽”。

04

“社會給哀傷的空間太小了”

你可以不要堅強”

開展研究時，李昀鋆以為自己能找到關于哀傷的答案。

研究結束時，她發現，自己無法和失去母親這件事情和解，仍“放不下哀傷”——它依然在真實地疼痛著，就像腹部插著一把刀。

但李昀鋆選擇接納自己的“不接納”，如同她曾承接住44個人的哀傷一樣。

《與哀傷共處》出版后，有受訪的年輕喪親者購買后找到李昀鋆，說謝謝她，讓自己第一次正視了自身的哀?傷。

也有讀者，每一章看得都很仔細，將自己有共鳴的部分用經歷一一回應，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李昀鋆很感動。她堅信每一個年輕喪親者的哀傷經歷都不一樣，但在呈現的過程中又有一些部分會產生共鳴。在哀傷難被接納的世界，讓喪親者看到自己的哀傷是“正常”的——對李昀鋆來說，這很有滿足感和成就感。

3月1日，李昀鋆在“一席”做演講。在演講末尾，她分享了一些“溫柔的提醒”（而不是“正確”的方法）：

當天現場，有一位“特殊觀眾”。此前，李昀鋆的訪談招募有190多人報名，她全都加了微信，但一些人后面不愿意接受訪談，李昀鋆也選擇了尊重。這位“特殊觀眾”就是其中之一。

活動前一天，李昀鋆收到微信。對方說，自己想來聽一聽你的哀傷經驗是什么樣子的，其他人的哀傷經驗是什么樣子的。李昀鋆知道很多喪親者比較敏感，也不一定會想要見面，就要他“feel free”（請隨意），不用有壓力。

活動結束，那位觀眾和他的伴侶來跟李昀鋆打招呼，讓她寫“To簽”。寫完之后，他的伴侶說，好感動。他也說，周圍人說李昀鋆講得很好，所有人都在哭，然后補了一句，“我沒哭”。

李昀鋆笑了一下，說“你把書還給我，再給你加一句”。她在“To 簽”上補了一句——“你可以不要堅強”。

他聽到后，也笑了。

05

在書的最后，李昀鋆邀請這些年輕喪親者為經歷了類似喪失的年輕人寫一段話，告訴他們這份哀傷是什么樣子的，有哪些方法可能是有效的， 能夠讓自己舒服一點。

以下是他們的部分回答。

孫小姐，第3位研究參與者，父親因意外而離世

曾經的你（孫父）陽光、顧家又愛運動，足球、漂流、攀巖、 散打、騎行樣樣在行，照顧好父母和妻兒，守著我寫作業，陪著我踢球騎獨輪車，在家族里也是能拍板、讓人安心的男人。但從你離世的那一刻起，你變成了一個壞人，給所有人帶去的是痛苦。所有人為了你撕心裂肺、痛苦不已。你成了一個痛苦的符號，所有人提起你都是痛苦又同情。這樣的你，不很令人厭煩嗎？

所以，我選擇不去想你。可是，親愛的你，39年給世界帶來的快樂和幸福，因為你非自愿地離開人世而被全盤否定或消失殆盡，這樣真的公平嗎？如果能跳出“我永遠失去這個你”的痛苦死循環，會發現其實快樂和鮮活的回憶太多。死亡的力量太強大，黑暗籠罩過，但愛的力量可以讓我有能力選擇記住和你在一起的快樂時光，歷久彌新。

我們不能因為最親愛的人離開，就讓他們變成痛苦的符號。我們要有勇氣去想起他們，想起他們真的給我們帶來過很多幸福和快樂。

如果因為他們的離世就讓他們成為完全痛苦的符號，對于他們來說也是很不公平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想給人帶來痛苦。

我們不能因為失去的悲傷而否認他們曾給過我們巨大的幸福， 這種幸福感是真實的，而且會一直陪伴著我們。

陳小姐，第10位研究參與者，父親因肺癌去世

“主動談論爸爸離開的事”在我身上幾乎是沒有發生過的，起初是刻意逃避，后來是逐漸習慣，再后來是我以為自己恢復正常生活節奏，應該沒什么機會再因為這件事有強烈反應了。

事實如此嗎？也不是。在地鐵上、在街邊、在火車站……看到身形或者氣質像爸爸的人，我都會忍不住鼻酸。我想，即使爸爸依舊不會賺錢不愛攢錢，頭發花白，被歲月摧殘成了小老頭……但只要他人還在，我還有機會被他愛，也能愛他，我該多幸福啊，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我不太需要旁人的安慰（因為我也不知道什么樣的安慰對我有用），我想要保持哀傷，心里的痛楚讓我感受到“爸爸好像還在”。

希望你能擁有強大的記憶力，不會讓時光帶走你心里的那個人影。

希望你內心柔軟，不必時刻堅強，有可以傾訴可以陪伴的家人，帶著逝去親人的影子平和度日。

嚴先生，第27位研究參與者，父親因腦梗突然去世

父親去世已經8年了，我經歷了大學入學至畢業、工作，以及去美國讀博士。雖然已經走出悲傷，但也意識到它對自己精神世界的深刻影響。我一直在努力為學業奮斗，從中尋找安全感。但周邊人的承諾——“等你大學/博士畢業，一切都會變好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個謊言，因為把自己隔離/壓抑在學業中，不發掘生活，其實只會加深不安全感。

如何去發掘生活？

第一，人是感情動物，需要表達。我嘗試過寫日記、寫詩、獨自流淚、找心理醫生等。

第二，體驗生活，找尋自己的愛好。我嘗試過爵士樂、健身、玻璃手工藝等。這些的確是很常見的做法，但是在極度悲傷/抑郁的精神狀態下能夠走出陰霾，嘗試并堅持下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保證學業/事業發展處于正軌的前提下。做這一切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讓自己在將來成為一個優秀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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