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這個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算是個特別的存在。他既不是一線政治家，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軍政要員，但在蔣介石身邊，卻能一言興邦，一筆定調(diào)，被稱作“文膽”一點不為過。

問題也正出在這兒：一個人把所有的信仰、抱負(fù)和情感都綁在一個人身上，蔣介石走得不對，他陳布雷就只能眼睜睜看著理想崩塌，卻無力回天。

陳布雷不是個一般文人，他的才華曾讓魯迅都點頭稱贊。他一開始也不是國民黨的人，是后來在宋子文的引薦下，進(jìn)入蔣介石視野。蔣早年對他極度信任，什么大事小事都讓他來起草文告。從“地?zé)o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抗戰(zhàn)動員，到“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號召，每一句都出自陳布雷之手。蔣介石口里那種“情緒飽滿、道義滔滔”的文字，其實背后是陳布雷在寫。

不過，這種“夫唱婦隨”的政治合作，并沒有維持到最后。陳布雷一開始是有民族信仰、有文化理想的，他能容忍蔣介石的專斷，是因為他相信蔣確實能帶中國抗戰(zhàn)，救國救民。但內(nèi)戰(zhàn)開始后，陳布雷明顯感到不對勁了。國民黨越來越不講理，貪腐橫行，戰(zhàn)爭的方向也越來越讓他迷茫。

1947年那次爭執(zhí)，就是個轉(zhuǎn)折點。

蔣介石拿著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wù)》來“刺激”陳布雷，說：“人家寫得多好。” 這顯然是話里帶刺，陳布雷不慌不忙回了一句：“那是人家自己寫自己的。” 看似平淡，實則重重打臉——你讓我寫的那些文章，我只是代筆；但毛澤東寫的，是他的信仰。

從那以后，蔣陳之間的信任開始裂開。

“書生誤國”這四個字，不是罵，是切割

1948年國共局勢惡化，蔣介石召開軍事會議，把失敗甩鍋給手下，陳布雷忍不住直接當(dāng)場怒斥：“一派胡言！”蔣介石頓時炸了，罕見地情緒失控，對著他罵了句“書生誤國”。別看這四個字，實際上是宣判了陳布雷在國民黨核心的“政治死刑”。

從那以后，陳布雷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他本來身體就不好，長期神經(jīng)衰弱，寫作時手會抖、心口疼，晚上也睡不好。他自己說過，“寫文章就像在拼命”，一篇寫完，人都虛脫。

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去了蔣介石的官邸，做最后一次勸說：停戰(zhàn)吧，把黃金拿出來救濟百姓吧，別再死磕了。

蔣介石的反應(yīng)極其冷酷。他不僅拒絕，還當(dāng)場冷言：“我看你可以休息了。”這種話，說白了就是逐客令。在陳布雷這種講究臉面、忠義的大文人看來，這無異于羞辱。

當(dāng)天晚上，陳布雷就開始準(zhǔn)備。他告訴秘書“不再見客”，吃完飯就回了房，第二天早上，就沒人再見到他活著。

他死前寫了十多封信，幾乎寫盡了遺憾和絕望

最讓人動容的一段話寫在他給蔣介石的信里：

他認(rèn)為自己活著，不僅無用，甚至還會誤導(dǎo)蔣介石做出錯誤判斷。與其拖著，不如死去，做一個“尸諫”——用身體來警告蔣介石。

他的死沒有任何掙扎痕跡，身邊有安眠藥空瓶和一封封書信。他是真的想走，走得決絕。

“尸諫”之后，蔣介石懵了

當(dāng)時陳布雷副官陶永標(biāo)急沖沖闖進(jìn)蔣的官邸，報告“布雷先生死了”，蔣介石居然一臉不信：“昨天才見面，怎么會死？”他可能真沒想到，這個自己用慣了的“文膽”，竟然會用這種方式退出。

蔣介石確實震動了，不僅下令厚葬，還追贈陳布雷為陸軍上將。但這些，不過是亡羊補牢。

最讓人詫異的，是陳布雷在死前，居然瞞著蔣介石，秘密見了周恩來一面。

這次會面地點在南京梅園新村17號中共代表團(tuán)駐地。陳布雷進(jìn)去了兩個多小時，出來后又在花園聊了半小時，臨別前周恩來一句“你的事我去辦”，意味深長。

那到底是什么事？是簡單敘舊？不可能。

多年后真相逐漸浮出水面。陳布雷有四個子女是中共地下黨員：次子陳過、長女陳琇、次女陳璉、六子陳礫。這四人都是秘密加入的，中共高層早已知曉。

陳布雷明知道自己將走，也知道蔣介石遲早會知曉這件事，為了子女的安全，他必須提前安排。他找周恩來，就是請求中共在日后能夠照拂自己的后人。

他的死告訴我們，文人也有尊嚴(yán)，忠誠并不是死心塌地地跟到底。他雖然沒有“反蔣”，但他的死，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抗議、一種警示、一種退出。

他不是大英雄，也沒有振臂高呼。他只是一個病弱的文人，在大時代的轉(zhuǎn)折點，用一種沉默卻決絕的方式告訴世界：“我不同意。”

至于“托孤”，是他最后一點希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活下來，能留在這個更有希望的新世界里。

《陳布雷日記》

陳布雷，《給蔣中正的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