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觀察性研究表明，雖然有下降趨勢，但美國稱因費用而未堅持哮喘治療的成年人數量仍然龐大。

2011 - 2022年期間，與費用相關的不依從發生率從23.2%降到了13.1%。不過，臺灣臺北醫學大學的吳崇軒（Chung - Hsuen Wu）博士及其同事在《胸腔》雜志上報告說，約六分之一（17.8%）的成年哮喘患者表示，他們去年因為費用問題沒有堅持使用哮喘藥物。

吳崇軒告訴《今日醫學新聞》，他的團隊“對過去12年里與費用相關的情況有所減少感到特別驚訝——不過，與費用相關的情況對哮喘患者而言仍然是個問題。”

“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與沒有因費用而未遵醫囑用藥的患者相比，因費用而未遵醫囑用藥的患者……更有可能哮喘發作并前往急診室（就診），”他補充道。

事實上，與未報告因費用而未遵醫囑用藥的哮喘患者相比，那些報告因費用而跳過或推遲使用哮喘藥物的成年哮喘患者哮喘發作（調整后的風險比為1.95，95%置信區間為1.78 - 2.13）和因哮喘前往急診室（就診）（調整后的風險比為1.63，95%置信區間為1.44 - 1.84）的幾率明顯更高。

近8%的美國人口患有哮喘，這使其成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之一，帶來很高的經濟和社會負擔。經濟困難是哮喘藥物不遵醫囑（用藥）率高的一個主要因素，過去的估計中這一比例在22% - 66%之間。當患者為了省錢而推遲或跳過用藥劑量時，他們住院的風險可能更高。

較年輕和女性患者報告因費用而未遵醫囑用藥的可能性明顯更高。非西班牙裔黑人、居住在南部、學歷未達高中水平、沒有醫療保險、自述收入低、吸煙、自感健康狀況差以及單身或獨居的人也更有可能報告因費用而未遵醫囑（使用）哮喘藥物。

吳還指出，“接近貧困線的”人群（其收入剛剛超過聯邦貧困線，可能沒有資格享受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因費用問題不遵醫囑的情況最為嚴重。

因此，同樣來自臺北醫科大學的合著者洪俊澤（Chun - Tse Hung）藥學博士告訴《今日醫學新聞》(MedPage Today)，近年來這個問題的減少可能是由于2010年的《平價醫療法案》(ACA)以及醫療補助計劃的擴大，“所以某些患者的經濟負擔可能會減輕，他們接受這些藥物治療時的經濟負擔也就變小了。”

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醫學院的艾米麗·格勞爾(Emily Graul)和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克里斯特·詹森(Christer Janson)博士在一篇附帶的社論中強調了美國南部這一問題的“更沉重負擔”。

他們寫道：“這些結果應該結合歷史和現狀來考量。南方醫療、勞工和工會政策中存在的種族主義和不平等遺留問題，導致了更高比例的人沒有保險，并在醫療保健方面面臨與費用相關的障礙。”

他們還指出，近期的《通脹削減法案》中的醫療保險藥品價格談判計劃降低了一些慢性病（但不包括哮喘）的藥品成本，并補充說：“這項研究的結果引出了一個問題：某些哮喘藥物是否應該成為下一批藥品談判的一部分呢？”

吳強調，醫療服務提供者在開具哮喘藥物處方時，應該考慮成本，而不僅僅是治療效果。

研究人員使用了2011年至2022年美國國家健康訪問調查（NHIS）的數據，該調查包含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進行問卷調查所得到的信息。研究納入了患有哮喘的成年人。總共有2985882名參與者表示由于費用問題沒有按照醫囑使用哮喘藥物，這被定義為對以下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回答“是”：

• 在過去12個月里，您是否為了省錢而跳過服藥劑量？
• 在過去12個月里，您是否為了省錢而減少服藥量？
• 在過去12個月里，您是否為了省錢而延遲補充藥物？

為了評估哮喘相關的不良事件，研究人員利用了對哮喘發作以及過去12個月內因哮喘前往急診室或緊急護理中心就診等問題的回答。為評估與費用相關的用藥不依從性因素，研究人員納入了年齡、性別、種族/族裔、地區、教育水平、醫療保險、貧困狀況、工作狀況以及各種健康指標等協變量。

作者受美國國家健康訪問調查（NHIS）數據所限，這些數據為自我報告，并且不包含哮喘嚴重程度的信息。該研究設計意味著研究結果不能被解釋為因果關系。研究人員也無法納入反映經濟指標（如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變量。由于問題較為寬泛，也有可能與費用相關的用藥依從性更多地與其他合并癥有關，而非哮喘。

研究人員表示不存在經濟利益沖突。

詹森（Janson）披露了其與阿斯利康、基耶西、葛蘭素史克、諾華、奧立安和賽諾菲的經濟關系。格勞爾（Graul）無相關情況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