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百萬粉絲網紅“兩個小段”在其抖音小號發布向胖東來的道歉視頻上了熱搜！

2025年春節期間，擁有130萬粉絲的網紅“兩個小段（?。倍文吃诙兑舭l布視頻稱，其在胖東來購買的紅色內褲存在掉色及過敏問題，視頻播放量迅速突破1200萬次，引發公眾對胖東來品牌的信任危機。

盡管胖東來第一時間下架商品、陪同就醫并支付醫療費用，但段某未核實過敏與商品的因果關系，仍持續發布貶損性評價。

最終，許昌市魏都區法院認定段某行為構成名譽侵權，判決其公開道歉30天并賠償40萬元。這一案件不僅是個人與企業的法律博弈，更折射出網絡監督時代下，真相與謠言、權利與責任的復雜張力。

段某在判決后發布的道歉視頻中，承認“因情緒失控未充分核實事實”，并強調“胖東來是許昌的驕傲”。

這段時長3分鐘的視頻包含三層關鍵信息：一是情感敘事，通過“本命年”“皮疹病痛”等細節引發共情；二是責任切割，將過錯歸咎于“情緒化表達”而非主觀惡意；三是價值綁定，將自身行為與地域榮譽關聯以淡化商業糾紛性質。

從危機公關角度看，該視頻成功實現了三大目標：一是通過地域情感共鳴緩解公眾對立情緒，二是將法律判決轉化為“個人成長故事”，三是為后續復出預留空間。但從法律視角審視，其道歉內容回避了核心爭議——作為百萬粉絲博主的審慎義務。

法院判決書明確指出，段某在胖東來積極處理投訴的情況下，仍未核實過敏與商品的因果關系，主觀上存在明顯過錯。這種“選擇性反思”暴露了部分網紅在輿論危機中的典型策略：用情感包裝替代事實澄清，以道德姿態規避法律責任。

在“紅內褲事件”中，網絡監督呈現出雙重面孔：一方面，公眾對知名企業的產品質量監督體現了消費者主權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未經核實的情緒化表達卻可能異化為商業誹謗。這種矛盾性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網絡監督的本質。

網絡監督的核心價值在于以透明性制衡權力。在傳統監督渠道有限的背景下，自媒體成為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例如，2023年某外賣平臺被曝光騎手超時扣款制度，用戶通過短視頻曝光后，平臺迅速調整規則，這正是網絡監督促進企業改進的典型案例。

然而，當監督脫離事實基礎，就會淪為“多數人的暴政”。正如四川大學法學院韓旭教授指出，網絡暴力與輿論監督在表現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本質區別在于是否具有公益性和客觀中立性。

段某事件中，其視頻內容缺乏科學檢測依據，且在企業主動解決問題后仍持續傳播負面信息，已超出合理監督范疇，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

《民法典》第1025條明確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輿論監督時，若捏造事實或未盡合理核實義務，仍需承擔法律責任。這一規定為網絡監督劃定了三條紅線：

1. 事實核查義務：監督者需確保信息來源可靠。段某在未提供權威檢測報告的情況下，僅憑個人感受斷言商品質量問題，違反了這一義務。

2. 表達方式克制：不得使用侮辱性言辭。即便內容屬實，若以“垃圾品牌”“黑心企業”等貶損性語言評價，仍可能構成侵權。

3. 及時糾錯責任：發現信息不實后應立即刪除。段某在胖東來提供檢測報告后仍未刪除視頻，主觀過錯進一步加劇。

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修訂的《網絡安全法》強化了平臺責任，要求網站建立違法信息快速處置機制。這意味著，未來類似事件中，平臺若未及時履行審核義務，可能面臨最高1000萬元罰款。這種“雙軌追責”機制（既追究發布者責任，也強化平臺管理），為網絡監督構建了更完整的法律閉環。

“紅內褲事件”暴露的深層問題，是網絡時代信息傳播速度與事實核查速度的失衡。要破解這一困局，需構建“四位一體”的治理體系：

1. 法律威懾：嚴格落實《民法典》《網絡安全法》等規定，對惡意詆毀行為零容忍。如2023年最高法發布的網絡暴力典型案例中，行為人因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此類判例為網絡行為劃定了清晰紅線。

2. 平臺治理：通過技術手段優化內容審核。例如，某直播平臺在檢察機關建議下，新增人臉校驗攔截未成年人打賞，日均攔截異常消費56萬次，這種技術賦能的治理模式值得借鑒。

3. 公眾素養：培育理性表達文化。媒體應加強對“信息繭房”“情緒化傳播”等現象的批判，引導公眾在監督時保持“懷疑但求證”的態度。

4. 企業回應：建立快速響應機制。胖東來在事件發生后發布53頁調查報告，用數據和檢測報告回應質疑，這種專業態度為企業應對網絡危機提供了范本。

“紅內褲事件”的塵埃落定，不是網絡監督的終結，而是理性監督的開始。它提醒我們：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監督都應在法律框架內進行。

而善意的監督是社會進步的催化劑，它推動企業改進產品、倒逼公權力透明；而惡意的詆毀則是文明的毒瘤，它撕裂社會信任、破壞市場秩序。

在這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我們既要保護公民的監督權，也要防止監督權的濫用。對于一些真實的監督和反饋，相關部門理應保護，不能讓大眾面對大企業或網紅企業不好的地方，不敢發聲，給大家贊美的權利，更應該給大家質疑的權利和監督的權利，當大眾只敢說好，形成一種對企業的飯圈文化，而大家對待企業出現的問題卻不敢吐槽的時候，那這個社會也是很可悲哀，不是嗎？

當然，這一基礎一定基于事實，而不是惡意詆毀，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網絡暴力典型案例中強調的，“隨意選擇對象的網絡侮辱、誹謗行為，不僅侵害被害人權益，還會引發群體恐慌”。唯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讓監督回歸理性，讓權利邊界清晰，才能在自由與秩序的平衡中，構建一個更加健康、包容的網絡社會。

撰文：柯不楠

排版：柯不楠

校對：十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