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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槽三刀，一個喜歡吐槽的布衣青年！

近日，男子遭精神病鄰居砸門咒罵2年半的新聞，引發了網友的廣泛關注。

吉林省松原市的刁先生向媒體反映，自2022年12月起，他和家人長期遭受樓下精神病鄰居的騷擾，生活陷入絕境。

這位鄰居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常因妄想狀態上門砸門咒罵，甚至使用搟面杖、木棍等工具攻擊房門，導致刁家多次更換新門。

騷擾行為晝夜不停，最嚴重時全家只能躲在閣樓避難，連倒水刷牙的聲響都會招致辱罵，深夜被吵醒更是家常便飯。

兩年半內，刁先生累計報警近200次，并通過12345市民熱線等渠道反復求助，但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官方反饋文件顯示，因違法行為人系精神病人且案發時處于無責任能力狀態，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不予行政處罰。

由于鄰居的兒子作為監護人拒絕送醫，且未發生刑事案件，所以無法啟動強制醫療程序。

刁先生表示，自己去年剛還清房貸，半生積蓄都投入在這套房子里，目前無力搬離。

面對持續的騷擾，他無奈向媒體求助，希望推動問題解決。

三刀認為，這場持續多年的“噩夢”，撕開的不僅是一扇扇被砸壞的房門，更是法治社會中公民權益保護的深層問題。

很明顯，“精神病”三個字是該案件中最刺眼的標簽。

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因違法行為人案發時處于無責任能力狀態，不予行政處罰；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醫療程序，又因未發生刑事案件而無法啟動。

于是，一個荒誕的循環就此形成：精神病人日復一日實施騷擾，受害者卻只能在“違法不究”的困局中煎熬。

這讓人不得不追問：

當法律遇上“特殊人群”，當執法陷入“程序困境”，普通百姓的安全感又該如何安放？

除此之外，刁先生一家從最初的驚恐到后來的麻木，甚至“躲進閣樓避難”，這種被迫蜷縮的生存狀態，同樣折射出了法治在特殊群體面前的尷尬失語。

這種放任“精神病”對他人正常生活進行騷擾的行為，本質上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背離。

另外，執法部門對“程序正義”的機械恪守，恰恰成為了實質正義流失的源頭。

兩年半內近200次的報警，換來的卻是“未有刑事案件發生，無法強制送醫”的回復。

這種“不出人命不介入”的消極執法邏輯，從側面反映出了基層治理中“重事后追責，輕事前預防”的“頑疾”。

當然，更深層的矛盾在于“精神病人”管理的制度空白。

當監護人拒絕送醫成為“擋箭牌”，當社區、醫療部門之間的協同機制形同虛設，一個本該由社會共同承擔的治理責任，最終全部壓在了受害者肩上。

正如網友尖銳地指出：“正常人被強制送醫的新聞屢見不鮮，真正需要強制治療的精神病人卻無人敢管，這究竟是法治的進步還是倒退？”

這種對“特殊群體”管理的畏難情緒，本質上是治理能力不足的表現，更是對“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背離。

刁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

從“樓上噪音擾民”到“精神病滋事”，從“物業不作為”到“執法踢皮球”，城市生活中的鄰里矛盾，往往成為檢驗基層治理水平的試金石。

倘若法律不能為守法者撐腰，執法者對惡行熟視無睹，必然會導致“老實人吃虧，惡人橫行”的社會心態。

面對此類困境，我們既需要法理的思辨，也需要現實的智慧。

所以，相關部門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精神病”群體的特殊性不容忽視，但這絕不是放任其危害社會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還應強化監護人的法律責任。

如果能通過民事賠償、行政處罰乃至刑事責任，倒逼監護人履行監管義務，或許能從源頭減少類似悲劇。

正如網友建議：“精神病人不負刑責，但監護人不能免責。”

這種對責任的清晰界定，既是對受害者的救濟，也是對法治尊嚴的捍衛。

鄰里之間的和諧，從來不是靠道德呼吁維系的空中樓閣，而是需要法律的剛性約束與治理的柔性溫度共同托舉。

文章最后，希望能通過此案讓更多人關注到特殊群體治理的制度盲區，讓“遠親不如近鄰”的美好愿景，不再被“特殊身份”撕裂成殘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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