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會生于1901年，天津蘆家莊人。

天津是個水陸交匯的重鎮，碼頭文化盛，地痞橫行，腳行（挑夫運輸）是靠力氣吃飯的買賣。袁家祖輩在這一行干出了點家底，在日租界中局腳行占有簽份，屬于老資格的行里人。

袁文會的性格，從小就有定數。沒人教他什么是規矩，他打小橫沖直撞，野得很。逃學、斗毆成了家常便飯。他八嬸管他最嚴，也最狠，罵歸罵、打也是真打，甚至餓他不讓吃飯。可打壓沒能磨掉他的棱角，反倒讓他更倔強。

7歲就混在碼頭看大人干活，15歲開始管賬，20歲接手家族產業，進賭場、交兄弟，在天津混出了點名號。“窮不學壞，富不學奢”這句話，在袁文會身上不靈。家里有點本事，他卻把這當成自己能胡來的資本。

1926年，袁文會正式拜在青幫白云生門下，得了“悟”字輩名號。青幫這一套，講規矩，拜師收徒、開壇立堂，不是一般人能混進去的。他有錢有勢，也有狠勁，自然混得快。

在日租界混熟后，他認了一位日本憲兵為干爹。這步棋下得狠、也準，一下子拿下了碼頭的承辦權——說白了，就是吃飯的命脈捏在了自己手上。

有了地盤、有了后臺，袁文會的日子越來越“江湖”。開賭場、收保護費、賣鴉片，誰不聽話就用拳頭講理。

1935年，他和劉廣海因爭奪花會爆發沖突，這場沖突直接升級成槍戰。地點選在萬國公寓，談判破裂后直接開打。袁文會手下當場打死對方數人，他知道事情鬧大了，就讓手下頂包去自首，自己依舊逍遙。這就是那個年代的“規矩”：有權有勢的，不用進牢房。九一八之后，日本人覬覦華北已久。杜月笙在南方反抗日寇，而袁文會卻投了靠山。他與土肥原賢二搭上線，甘心為虎作倀。他不是迫于無奈，而是主動認賊作父。有些人能忍辱偷生，有些人是貪圖榮華富貴，袁文會屬于后者。

1938年，他成立公司為日軍攢錢，不只這樣，他成立了300人的武裝部隊，自任司令，專門替日軍掃蕩抗日根據地。殺人放火是常態，百姓和共產黨員成了刀下冤魂。

日軍看他“有能耐”，獎狀一張接一張。他把獎狀貼在廳堂里，每天都要看，那不是榮耀，是恥辱。

不僅如此，他在天津的大街小巷橫行無忌，強搶民女、侵害良家。他在紫竹林飯店訂了總統套房，每次召妓都是一堆人，有不從者便折磨致死。這不是江湖，是人間地獄。

一位婦女和丈夫來南市游玩，被袁文會盯上。她反抗，卻最終被逼成為情婦，半年后病重被逐出門。這件事傳開后，人人膽寒。但沒人敢管，誰敢動袁三爺？

袁文會的左膀右臂張玉棠更是惡行累累，辦妓院、施酷刑，“跪搓板”、“撇大簪”等手段殘忍異常，有人被折磨至死。

那些年，張玉棠的名字，婦女兒童聽了都要發抖。

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人敗退。袁文會失去了靠山，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那年，劉廣海再次出現了——仇人見面，格外眼紅。

在紫竹飯店，袁文會醉酒被擒。嘴里還喊著：“你劉廣海有什么資格抓我？我是袁三爺！”劉廣海冷冷一句：“我是中國人，不抓你，天理難容！”

他被送進警局。此時蔣介石正好在北平巡視，十多名受害者聯名上書揭發袁文會的罪行，二十多條血債一條條列清。蔣介石震怒，命令徹查此案。

案件很快被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接手，取證工作全面展開。但袁文會不是等閑之輩，該花的錢一分不少，監獄也照樣過得滋潤。

他用5萬元買通監獄長，把牢房裝修得像洋樓一樣。絲綢被褥、鋼絲床，煙酒管夠，就差沒人伺候他洗腳了。監獄里的生活堪比療養。

法院的案子始終拖著，證據再確鑿也沒人敢拍板。原因很簡單——他在天津的“人脈”，太深。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新政府進駐后，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人民法院重新審理袁文會的案件，群眾紛紛請愿徹查此人，簽名蓋章的控告書堆成山。

1950年，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判決：袁文會犯漢奸罪，死刑，家產沒收，酌情留給家屬基本生活費。

12月25日，袁文會被押往刑場。車一過街，百姓擁擠圍觀，三輪車夫一臉痛快：“這孫子在天津橫了二十多年，今天終于完了！”還有人補上一句：“搶了我家金橋旅館，禍害一門人命！今兒個，是毛主席給我們做主了！”

袁文會不再是“袁三爺”，他只剩一個編號——死囚。刑場上，隨著一聲槍響，他罪惡的一生畫上句號。袁文會死后，妹夫領回尸體，叔父袁國瑞花50萬元賒來300萬棺木，妻子還請人做法超度。結果請不到師傅，眾人一聽是他，轉身便走。

后來，師傅們礙于情面去了。追悼儀式搞了整整三天，用了300萬現金。這個陣仗引發了巨大輿論，百姓炸了鍋。

天津市委點名批評：“袁文會的爪牙和家屬，借機招搖過市，是對新政權的挑釁，必須嚴查。”公安部門徹查，相關人員全部處理，該拘留的拘留，該處分的處分。袁文會的關系網，至此徹底瓦解。

袁文會不只是一個普通的黑幫分子，他是一種舊時代的符號。他靠暴力、權錢、賣國、欺壓百姓過上了奢靡生活。他是人們心中那個“有冤無處訴”的象征。

歷史已翻篇，但教訓要刻骨。

《申報》歷史檔案資料

天津地方志辦公室編：《天津通志·社會卷》

《青幫秘史》，李光榮主編

孫立人、李文海：《中國近代幫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