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老師的莫名“躺槍”，與我們素來不重視體育有關。其實，有很多“牛人”都和“體育老師”有關。

不知從何時起，“體育老師”居然也成了一個“梗”。譬如某人數學不行，或英語很差，就說是“體育老師教的”。把一些聲名不佳的“黑鍋”都甩給了“體育老師”，似有明顯的專業歧視。在一般人眼里，似乎語數外的難度就高，而音體美就必定用腦簡單。于是乎很多讀書成績不理想的，就改讀藝術體育專業。有位朋友是大學藝術類老師，他經常接到學生家長諸如“我孩子讀書不靈或不愛讀書，想報考您這里”之類的請求，朋友很是憤然：你們孩子書讀不進就來我這里，難道我們畫畫的智力都低人一等么？真可謂“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

體育老師的莫名“躺槍”，其實與我們素來不重視體育有關。即使在今天，國人還依然保持著“重金牌，輕體育”的習慣。因為在中國教育體系里，以前是沒有正規體育課的，所以一些西方人已經玩得很溜的運動，對我們來說卻非常隔膜，據說當年清廷某高官出使英國，大受款待，一位英國皇族還親自上場，表演了一局網球賽，以娛嘉賓，某官頂戴花翎端坐觀賽，待皇族打完球大汗淋漓地跑過來問他觀感如何時，某官戚然曰：好是好，就是太辛苦，何不雇個兩人來打呢？

清華大學有一位著名體育教育家馬約翰，很可能就是我國大學里最早的“體育老師”。雖然他名字像老外，但實際卻是生于廈門鼓浪嶼一個基督教家庭的中國人。馬約翰畢業于圣約翰大學，他早在1914年就來到清華學校執教體育，開創了中國現代體育教學。那時學生有些還穿著長袍馬褂，根本沒有體育鍛煉的習慣，甚至為了逃避體育課而躲起來，是馬老師拿著本子一個個去說服動員，把學生趕到了操場上。馬約翰教學很嚴格，他制定一套“體測指標”，如果不達標，學生將不予畢業，當年的吳宓、梁實秋，都曾因體測不過關而被“關”。然而，探索總難免有代價，清華才子潘光旦，就是在體育課上跳高不慎而摔斷了腿，不過這事倒不能怪馬約翰，主要是被庸醫誤診而感染，最后不得不截去了右腿。

馬約翰（左）

在我印象中，有很多“牛人”都和“體育老師”有關。如著名教育家、南開系列學校創始人張伯苓先生，就是最早將奧運概念帶入國內的老師，被譽為“中國奧運第一人”。他身為校長，卻親自抓體育，強調“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學校各年級均設體育課，每天下午“三點半”，張校長要求學生必須到操場放松鍛煉，他所力倡“教育里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的理念，即使放今天依然有先見之明。

張伯苓題字

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也是金石考古學家的馬衡，是上海富商葉澄衷的快婿，年輕時錦衣玉食，常在葉家花園里以騎射為樂。后經兄長馬裕藻介紹來到北京大學教書，起初蔡元培也不知他在金石學方面的成就，看他騎術不錯，就請他兼上體育課，專授學生馬術。其實馬衡擅書法篆刻，精研經史金石之學， 1922年他在北大成立的“考古研究室”，是中國乃至東亞最早的考古學專門機構，其后隨著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出版，一舉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并被郭沫若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試想這樣深邃博學的“體育老師”，人生能得幾回遇？

香港中文大學創始人錢穆先生，是一位從未讀過大學的大學老師，他從一名中學未畢業的鄉村教師，成長為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大師。同時代的史學家楊樹達更是對錢穆推崇備至，稱他為“并世史家能見其大者，當推此為第一人矣”！然而，錢穆之所以在學術上有如此成就，就是得一位“體育老師”之開悟。

錢穆在一本《師友雜憶》書中所記，他兒時在無錫蕩口鎮的果育學校念書，他說那時宿學碩儒多的是，所以學校里文史老師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教體育和唱歌的兩位老師，開風氣之先，乃一校一鎮之眾望所歸。教體育的錢伯圭先生，曾留學日本，思想開明，某日牽著錢穆之手問道：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答是。但伯圭師立馬告曰：“此等書可不必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后正該學他們！”體育老師的這番話，當時如“巨雷轟頂”，使十齡童的錢穆“全心震撼”，從此錢穆數十年之用心，全在思考這一問題上，他晚年回憶說：“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

錢穆

說來也巧，我當年二十來歲拜訪吳頤人老師，他正在上海縣少體校任職，也是寬泛意義上的“體育老師”，三十年后，吳老師著作等身，成了書畫印三絕之名家，又培育了女兒吳越，乃影視界當紅之實力派明星。而在吳老師的門下，居然又有兩位弟子也是“體育老師”，一位唐之鳴在上師大，一位陸曙光在北橋中學，但他們業余把書畫篆刻都玩得很出色，又教出弟子一大片。看來“體育老師”成了一個“梗”，還真不是“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