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依蘭船運故事三人談之郭欣賓篇》，接著聽我的老同學楊寶忠講述他所了解的船運故事。

船運社

　　（文/陳達）抗戰勝利之后，百廢待興，為了恢復生產、搞活經濟，依蘭縣政府積極采取措施，組織專業人員對當地受損的兩艘汽船進行了修復，收歸國有經營重新投入使用的兩艘汽船，分別命名為“依蘭號”和“三姓號”，它們成為推動當地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

（松花江航運）

　　與此同時，木帆船船民協會的成立，也給整個行業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協會中，擁有船只的人被稱為“船民”，而沒有船只的人則被稱為“船工”，當時船民和船工的總人數約為300人。木帆船的數量也相當可觀，總計有80余艘，其中最小的船只載重為4噸，而最大的船只載重可達10噸。木帆船的行業重組，極大地提高了依蘭碼頭的運力，為當地大宗貨物的進出港運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1958年，經過公私合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后，木帆社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壯大。經過整合與優化，木帆社的船隊規模顯著擴大，運輸能力大幅提升，航運技術水平上也實現了質的飛躍。當時，“木帆社擁有木帆船40艘，總噸位達到400噸”。另外，還有“木駁船2艘，總噸位為160噸”。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木帆社還擁有了一艘機船，其功率高達120馬力，這艘機船的加入，標志著當地水上運輸業在技術裝備上的重大進步。

　　楊寶忠先生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如今已年過花甲，歲月在臉上的刻痕中沉淀了豐富的閱歷。我們曾在依蘭一中高中部同窗共讀兩年，那段青蔥歲月至今仍歷歷在目。

（依然年輕帥氣的寶忠同學）

　　同學寶忠從小在西江沿的“袁床子”附近長大，那里是一個充滿煙火氣的地方，家附近居住著大量的船運社員工。他們的生活與江水緊密相連，船只的汽笛聲和江水的波濤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記憶。

　　他回憶說，當時的依蘭，大宗物資的運輸主要依靠水運，航運社的船只規模宏大，動力系統以燃油驅動，船的煙囪冒著黑煙，仿佛是那個時代工業力量的象征。這些船只的航程最遠可達漠河，承載著依蘭與外界的物資交流。相比之下，那些依靠風力或人力驅動的小型船只，只能在航運社的“剩余業務”中尋找生存空間，承接一些零散的、航運社不愿涉足的小型運輸任務。當時的物流運輸方式極為落后，裝卸設備的機械化程度很低，裝卸公司的搬運工作大多依賴人力的肩挑背扛。

　　那時，客運碼頭已經遷至北面的大江沿，而牡丹江邊則主要用于貨物運輸。先鋒等林場在冬季采伐的木材，到了開春時節，便會用鐵鏈將木頭聚集在一起，以木排的形式運至牡丹江邊，統一裝船外運。楊寶忠先生回憶，小時候一到夏天，牡丹江邊就會出現很多賣羊草和豆角架桿的。他常去牡丹江邊扒樹皮當柴火。百姓們扒完樹皮的木材晾曬一段時間后，便會在西江沿的碼頭裝船，準備外運。

　　當年的港口尚未配備吊車，木材的裝卸工作完全依靠人力，危險系數極高。依蘭人將江邊的搬運工稱為“扛腳行的”或“扛大個兒的”，他們是那個時代最辛苦的勞動者，歸裝卸公司管理。

（舊時牡丹江碼頭上的木排）

　　搬運工們用圓弧狀的鐵制“鉤掛”緊緊鉤住原木的低端，再用杠子將“鉤掛”連接好，兩人一組扛起大木，一邊喊著“號子”，一邊沿著一尺多寬、厚厚的木跳板，艱難地上下船只。他們的身影在江水中搖曳，每一步都顯得格外沉重。搬運工們都不愿從船上卸木頭，因為這項工作實在太危險了，一不小心木頭就可能落入水中，更為嚴重的是帶來人身傷亡。

　　到漠河是依蘭最長的航程，對于船工來說，真是一份充滿艱辛與挑戰的“苦差事”，也是船運公司最掙錢的活計。當船只順流而下抵達同江口時，一切還算順利，江水似乎也在助力。然而，一旦駛入黑龍江，逆流而上的旅程便正式開啟，情況便大不相同。船工們駕駛著龐大的船只，艱難地在湍急的江水中前行，船速慢得如同老牛拖犁，每一步都顯得格外吃力，仿佛時間都被拉長了。船工們的生活幾乎完全在水上度過。他們在船上搭建簡易的棲息之所，用簡陋的爐灶煮飯燒水，吃的是簡單的干糧，喝的是冰冷的江水。夜幕降臨，江面上寒風凜冽，他們只能裹緊身上的棉衣，在搖晃的船艙中勉強入睡。這樣的日子，一連數日，那份艱苦與不易，外人很難真正體會。他們不僅要面對自然的考驗，還要忍受身體的疲憊和精神的煎熬，但為了生計，他們只能咬緊牙關，堅持前行。

　　好在這樣的航程最多能跑兩三趟，一年的航運期便結束。

　　航運工作具有明顯的季節性，一旦江面封凍，便停工休息，開始漫長的“貓冬”生活。這些船運社、裝卸公司的員工大多是吃苦耐勞之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夏天，他們喜歡在江邊的大樹下喝酒，用烈酒驅散一天的疲憊；冬天，則沉迷于賭博，用這種方式打發漫長的冬日時光。由于長期在潮濕的環境中工作，大多數人都患上了“職業病”。走船的船工們一連數天生活在水上，嚴重的濕氣，只能靠喝酒來驅除；搬運工的腿上大多患有靜脈曲張，青筋暴起，那是他們辛勤付出的印記。雖然他們的工作看似收入可觀，但其中的艱辛并非一般人能夠承受。這個行業的人大多因酗酒而早逝，能活到平安退休并領取退休金的，都是幸運之人，他們的命運仿佛被那個艱苦的時代所裹挾。

（裝卸公司的“背哥”）

　　楊寶忠先生還向我提起，過去依蘭每年的秧歌匯演中，裝卸公司的“背哥”（音譯，具體字詞不明）總是最受歡迎的表演者。他們的表演總是能吸引眾多觀眾的目光，成為秧歌匯演中最亮麗的風景線。

　　另外，在探討依蘭人駕船“跑下江”以及黑龍江的傳奇故事時，有一件往事格外值得一書，這也是廖懷志老師向我特別提及的——那就是船東立下《地藏王廟碑》的往事。

　　《地藏王廟碑》碑文記載，清末有位姓朱的老商人，字致瀛，山東登州人。多年來，他一直往來于松花江、黑龍江中下游，從事水運貿易。在甲辰年（1844年）的一天，朱老先生的運貨船逆流而上，行至黑龍江黑河段時，突然遭遇暴風。大多數船在風暴中沉沒，唯有朱老先生的船只安然無恙。此后，朱老先生一病不起，臥床月余。一天晚上，他恍惚間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一位青衣人將他領到地藏菩薩臺前。菩薩賜給他一杯清茶，說道：“子善也，為之保護屢矣。”朱致瀛猛然驚醒，頓感身上的病痛也隨之消失，他這才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夠平安無事，原來是得到了地藏菩薩的庇佑。

（《地藏王廟碑》殘部）

　　為了表達對地藏菩薩的感激之情，朱致瀛發誓要立碑報答。然而，如此重大的心愿并非一蹴而就。直到庚寅年（1890年），他的后人朱玉山才在于錫九的幫助下撰寫了碑文，并于同年12月立下了這塊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