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30日，倪匡出生于上海，今天是他的九十歲誕辰。

倪匡原名倪聰，字亦明，與金庸、黃霑和蔡瀾并稱“香港四大才子”。此前，黃霑與金庸已相繼離世，倪匡也在2022年辭世，昔日“四大才子”只余蔡瀾一人。

四大才子中，黃霑畢業于香港大學，蔡瀾在日本留學，金庸畢業于東吳大學，個個都是正兒八經的大學文憑，唯有倪匡，初中畢業后就再沒有接受過系統教育，全靠天分吃飯。

倪匡的寫作涉獵極廣，又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著稱，且出手極快，號稱“人形打字機”。寫武俠小說，他有《六指琴魔》聞名；寫科幻與偵探小說，他有已成現象級符號的《衛斯理》和《原振俠》，又有《女黑俠木蘭花》不讓須眉；做編劇，他搭檔張徹，拍出了華語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獨臂刀》，是香港歷史上第一部票房過百萬的電影，也開創了暴力美學的路子，甚至影響了世界影壇。他還為李小龍度身定做了《精武門》的劇本，使陳真這一經典形象深入人心。他還有一張語速極快的鐵嘴，與蔡瀾、黃霑主持的《今夜不設防》，言論開放不設限，無論時政、娛樂圈乃至情色話題，都信手拈來，妙語連珠，盡顯風流本色。

但說實話，倪匡的成功也有時代之功。當時傳媒高度發達、內容卻無法及時跟上的香港，簡直是寫作者的天堂。倪匡的小說若用如今眼光來看，不乏粗糙之處，想象力有余，但缺乏嚴謹，適合消遣但缺乏深度。尤其是在科幻題材已經日新月異的今天，再回看《衛斯理》等作品，閱讀體驗就明顯不佳。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來說，有倪匡，有金庸、蔡瀾，還有港樂港劇，那可真是一個黃金時代。

相比這些，更讓我感興趣的是他的傳奇人生。

1935年出生的倪匡，可謂生逢亂世。童年時目睹抗戰，少年時經歷內戰。他的父親是上海一家保險公司的職員，家境尚算優渥，孩子有七個，倪匡排行第四。

1950年，倪匡面臨著人生的第一次抉擇。當時，父母準備前往香港，倪匡的大哥倪亦方是一名工程師，希望留在內地參與建設，倪匡也決心留下。而隨著父母前往香港的倪匡六妹，便是香港女作家里的招牌人物——亦舒。

1951年，初中畢業的倪匡在受訓后成為一名公安人員，并參與土改和治淮工程，繼而前往蘇北和內蒙古等地墾荒。若是他“安守本分”，想必會這樣一直干下去。若是運氣好，自家的“海外關系”不惹火上身（當然，這個可能性極低，因為他的大哥倪亦方作為鞍山屈指可數的優秀工程師就屢遭批斗，直至1976年后才被平反），能熬過一次次運動，八十年代時正是40多歲的壯年，無論走仕途還是“下海”，或許都有另一種人生。

但年少的倪匡卻惹了事，那年內蒙古風雪酷寒，氣溫低達零下三十度，但運送燃煤的車子并未及時運到農場。為了保命，倪匡決定將一座小木橋拆掉用于燒柴御寒，畢竟天氣酷寒，河水已經結冰，沒有小木橋也暫時不影響通行。但在當時，此舉被上綱上線為“反革命”，倪匡因此接受隔離審查。

倪匡是個不甘于接受命運的人，他深知“鎮壓反革命”是什么意思，于是決定逃走。1957年，他隨身帶上一塊大肥皂，一路用來偽造公章，還偽造了證件和介紹信，神奇般地從內蒙古逃到鞍山找大哥，見大哥不敢收留，他又逃到上海，親戚也不敢收留，他便設法偷渡至香港。

倪匡曾在訪談中提到這段經歷：

“那時候上海的公園有人擺檔，去香港要多少多少錢，人到了香港再給錢，坐大輪船到香港要四百五十元，偷渡到香港要一百五十元。那時候我父母已經來香港了，我就寫信問父母，他們說最多能負責一百五十元，我就用一百五十元的方法來了。這樣子被塞進運菜的船，船上有暗艙的，大家都塞在里面，到了公海沒有人巡邏，可以上甲板休息一下，大家聊聊天。”

他還說道：

“到了九龍哪一個碼頭上岸我都不記得，一上岸，當時香港的政策是來了香港就可以拿身份證。我在香港又沒有學歷，又不會講廣東話，只能去做體力活。有很多年輕人集中在荃灣，那時候荃灣很荒涼，很簡陋的工作環境，但是已經很開心了，因為自由了。我是什么雜工都做，一天有三塊半工錢，由工頭抽去六毫子（即六毛錢），那時候一碗叉燒飯七毫子，這么大碗叉燒飯！我第一次吃，天下有這么好吃的東西！我們在內地經歷過大饑荒嘛。我一天拿兩塊九，可以吃四碗。有飯吃，自由自在，非常開心！”

以當時的條件，這段傳奇經歷的完成，可以想見何等艱難。

初至香港時，倪匡除了做雜工，也去夜校讀書。工余時，他創作了一篇有關土改的小說《活埋》，在香港《工商日報》發表，拿到了一筆比工廠月工資還高的稿費。他還寫了一篇《呼倫池的微波》，講述自己逃離內蒙古的經歷：

“我不愿打馬從泥濘的河灘上走過，想起過去的日子心中難過。我為了生活走遍天涯海角，一生折磨我的還是生活。”

他還投稿《真報》，很快由作者轉為員工，被《真報》錄用，從普通工友到校對，再到助理編輯和記者，又以“衣其”筆名寫政論。

1958年，倪匡開始以“岳川”筆名撰寫武俠小說。次年與夜校讀書時結識的李果珍女士結婚，后誕下女兒倪穗與兒子倪震。

1962年，倪匡在金庸鼓勵下開始使用“衛斯理”筆名寫小說，在《明報》連載“衛斯理”系列的首篇《鉆石花》。至系列的第四篇、著名的《藍血人》起，“衛斯理”系列開啟科幻模式，而《藍血人》也在2000年入選“二十世紀華文小說百強”。

上世紀60年代末，武俠電影開始大行其道，倪匡轉向劇本創作，以《獨臂刀》享譽華人影壇。1970年，倪匡創作了《唐山大兄》的劇本，李小龍憑借此片一舉成名。其后，他又在《精武門》中虛構了陳真這一經典形象，也成就了李小龍的銀幕輝煌。

寫作于倪匡而言，是謀生，也是興趣，更因為他自嘲的“沒有別的本事”。他寫作極快，號稱一小時手寫八千字，曾同時為十余家雜志供稿。他稿約不斷，稿費可觀，從一個漂泊至港的底層小工人，迅速成為炙手可熱、功成名就的大作家。

沈西城曾這樣記錄倪匡的稿費：

“以火箭升空的速度上躍，颼颼颼，今月千字十元，下月二十、再下月三十，直到一百、五百，最后，每字一元計，千字一千大元。八十年代后，千字高至二三千元，也曾試過以一千字五千元寫短文，長稿不在其列。倪匡為《明報》寫衛斯理連載，每月約是六七千；轉寫東方原振俠連載，馬老板出手闊綽，一萬一個月。倪匡每月共寫十多個專欄，收人逾十萬，彌足驚人。其后成了大導張徹御用編劇，一個劇本由一萬起至兩三萬，一個月可寫四個，收入也過十萬。”

在那個年代，倪匡若認香港稿費第二，無人敢認第一。

但倪匡的身上見不到任何久貧乍富的作態，對酒色財氣的熱衷完全出于天性而非顯擺，他依舊勤勉，也依舊愛笑，笑起來如一尊彌勒佛。在他看來，快樂遠比名利重要，也比生死重要。

曾有人約他寫自傳，他卻說：

“有人叫我寫自傳，我的自傳三百字就可以寫完。我從1957年來香港快50年了，這50年除了寫稿，還是寫稿。”

倪匡這一生，見證了眾多好友的生死。三毛去世時，他坦言三毛相信人的生命有第二種存在方式，既然三毛選擇這種方式，那么一定有她的道理，大家要尊重她的選擇。摯友古龍去世后，他帶上48瓶XO用于陪葬，可守夜那天，又酒癮發作，怕古龍寂寞，于是在棺木前與大家邊哭邊喝，喝光了48瓶XO。金庸去世時，他說人到了年紀，都是要走的，無需過分悲傷。當然，他也有真情流露的堅持，李小龍猝逝后，他大感傷心，決定不再寫功夫片劇本。

古龍去世后，倪匡便已看淡生死。第二年，他在臺北受洗，篤信基督，也不再酗酒。那年他還為自己寫了副對聯：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時已無多，無欲無求，無非是這樣”，一派灑脫氣。幾年后，他又早早給自己寫好墓志銘：“多想我生前好處，莫說我死后壞處。”

倪匡的游戲人生，最為人所熟知的便是他寫死了《天龍八部》里的阿紫。

1965年，金庸要去國外出差，便委托倪匡代筆連載一段時間，要求不能寫死任何一個人。結果回來一看，倪匡把阿紫的眼睛寫瞎了。這是因為倪匡不喜歡阿紫的陰狠毒辣，便將之寫瞎，反倒讓許多讀者心滿意足，金庸也無可奈何。

他寫衛斯理時，曾誤寫衛斯理流落南極，殺了一頭北極熊充饑并剝皮取暖。這當然是常識錯誤，有讀者一再寫信說他不夠嚴謹，南極何來北極熊。倪匡“無賴氣”發作，在《明報》上回了句“南極沒有北極熊，可世間也無衛斯理”。金庸也難得幽默一把，說南極本來確實有北極熊，但被衛斯理吃掉就沒有了。

倪匡也是自律的，他要求自己每天要寫多少字，那就一定會寫多少字。說不再酗酒，那就真的不濫飲。有人問他戒酒原因，他說：

“我不飲酒，并不是戒酒，而是喝酒的配額已用完了。不過，這額度經常因為好酒當前而有彈性，擠一擠還可以有5%。”

他有三十五年煙齡，一度一天抽四五包煙，可據說某日清晨聽到上帝呼喚他不可再抽煙，便下定決心戒煙，從此再也不碰。他自稱“自有人類以來，漢字寫得最多的人”，在寫作這份事業上極有職業道德，從不拖稿欠稿，早期因為寫得太快，反而經常故意放幾天才準時交稿，三十年如一日。

天分與自律，在他身上可真是一樣都不缺。當然，還有灑脫，某日覺得自己江郎才盡了，便徹底擱筆。

最讓我欣賞的是倪匡的灑脫豁達。1992年，他選擇移民，前往舊金山。他在家中種花養魚，自稱“廚藝第一、園藝第二、文藝第三”。因為洗手間能見到金門大橋，便有了“舉頭看金門，低頭看‘小鳥’”的詩句。

他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人生：“我不喜歡受約束，不愛爭勝負，不喜歡正經八百，也絕不會道貌岸然。”至于朋友，則是“順眼的多來往，看不順眼的，不管你怎樣，當你不存在。”

倪匡的傳奇人生，離不開“幸運”二字。但幸運并非無因，而在于洞察力。他在人生中的每一次抉擇，都遠離了可能會到來的災難。他在作品中的天馬行空，本質也是天性的體現，而這個天性，就是“一生愛自由”。

圖源 |網絡

作者| 葉克飛

編輯|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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