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社會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正在成為眾多國家社會發展的阻力，而非洲作為全球最年輕且人口增長最快的大陸，正在不斷溢出大量求職的勞動力。近日，《經濟學家》刊文《明天的勞動者：非洲移民將改變世界》（Tomorrow’s workers:Emigration from Africa will change the world）指出，非洲移民現象作為一場全球人口再平衡運動正在重構全球勞動力版圖，富有智慧和遠見的移民政策有助于將非洲移民轉化為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紅利。

原文 ：《“非洲移民”或將重塑全球勞動力版圖》

編譯 |楊勇、薛梓涵

圖片 |網絡

全球勞動力的“缺失”與“溢出”

2008年，約翰·烏瓦格博（John Uwagboe）初到蘇格蘭，在那片白人占絕大多數的土地上，經歷了數周不見其他黑人的孤獨。直到遇見那位加納人，兩人熱情相擁，顯示了非洲人在異鄉的惺惺相惜。這看似偶然的相遇，卻是非洲移民在蘇格蘭乃至全球各地不斷增加的微觀注腳。2001年，蘇格蘭僅有5000名非洲人，僅占當地人口的0.1%；到2022年，這一數字增長超11倍，且后續增速可能更快。愛丁堡的尼日利亞人Whats App群成員超3000人，烏瓦格博所在的五旬節教會也開設了十個分堂，這些都直觀地展現出非洲移民群體的壯大。

非洲作為全球最年輕且人口增長最快的大陸，與其他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康奈爾大學的人口學家凱瑟琳·福斯特（Kathryn Foster）和馬修·霍爾（Matthew Hall）指出：“未來的移民將主要來自非洲。”麥肯錫咨詢公司今年發布的一份關于“新人口現實”的報告顯示，到2050年，包括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和整個歐洲在內的“第一波”國家，勞動年齡人口（15至64歲）將減少約3.4億。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使這些地區勞動年齡人口與65歲以上人口的贍養率從1997年的7:1降至如今的4:1，預計2050年將僅為2:1。新興經濟體也在發生轉變。喬治梅森大學的邁克爾·克萊門斯（Michael Clemens）指出，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60年，巴西的贍養率將從6.2:1降至2.3:1，越南從7.5:1降至2.4:1。他表示：“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如此迅速的勞動力消失的情況。”

與之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盡管生育率也在下降，但由于起點高、下降慢，“人口結構轉型”滯后數十年。到2050年，其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約7億，幾乎翻一番；2030年，全球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中，約一半將來自該地區。然而，當地就業機會嚴重不足，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年僅能創造300萬個正規就業崗位，卻有約1500萬人進入勞動力市場。

民意調查機構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2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24個非洲國家中47%的人曾考慮移民，27%的人“認真考慮過”，與2016—2018年上一輪調查相比，比例分別上升9個和10個百分點，“更好的工作機會”成為最主要的移民動機。一個國家的移民傾向與人均GDP（經生活成本調整后）呈鐘形曲線關系：當國家人均收入接近5000美元時，移民率開始上升，在1萬美元時達到峰值，之后逐漸下降。貧窮國家的人缺乏移民資源，富裕國家的人缺乏移民需求，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則兼具意愿和能力。墨西哥、菲律賓等傳統移民輸出國已因經濟提升越過移民峰值。而撒哈拉以南非洲94%的人口（11億）生活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的國家。克萊門斯認為，非洲移民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非洲移民在世界各地分布態勢

移民接收國的政治態度往往復雜且矛盾。美國政府曾暫停了美國頗受非洲移民歡迎的“多元化簽證”項目，歐盟正花費數十億歐元試圖減少非法移民（其中不少來自非洲），英國上屆政府熱衷將移民驅逐至盧旺達。但限制移民也帶來諸多問題，在英國，這導致國民醫療服務體系招聘醫護人員困難；在其他地方，意味著要采取削減福利、提高退休年齡等不受歡迎的措施來應對勞動力短缺和福利資金問題。實際上，許多國家對外國勞動力都有現實需求。在焦爾吉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成為意大利總理之前，她曾承諾要減少移民數量。自她執政以來，意大利發放的非歐盟國家工作簽證數量卻增加了。脫歐后的英國，凈移民數量也大幅攀升。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今年1月發布的最新國際移民估算數據，2024年，生活在原籍國之外的非洲移民超過4500萬，占全球移民總數的15%，而1990年這一比例為13%，非洲移民的影響力正逐漸擴大。

非洲移民在全球各地呈現出多樣發展態勢。從分布范圍看，1990年35%的非洲移民生活在非洲大陸以外地區，如今這一比例升至45%，人數達2070萬，遠超生活在印度以外的印度人（1850萬）和生活在中國以外的中國人數量（1170萬）。根據聯合國的數據，1990年至2024年期間，生活在歐洲的非洲人從400萬增至1060萬，約占非洲大陸以外非洲移民的一半。法國有400多萬人，英國有100萬人。

最近到來的移民使那些可以追溯到后殖民時期甚至更早的僑民群體規模進一步擴大。前幾代移民，往往來自專業精英階層，他們的后代發展得很不錯。在英國，非洲移民的子女在考試中的成績高于平均水平。尤其是英籍尼日利亞人，在體育、商業、政治領域均嶄露頭角。盡管來自非洲的移民仍不斷來到英國從事醫生或其他職業，但越來越多前來尋找更底層工作的非洲人加入了他們的行列。2023年，尼日利亞人成為英國養老院最常見的外國工作人員，還有數萬名津巴布韋人和加納人參與其中。

美國同樣是非洲移民的重要目的地，非洲移民占比從196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20年的11%。哥倫比亞大學的內拉吉·考沙爾（Neeraj Kaushal）估計，1990—2020年間抵達美國的非洲人數量是奴隸貿易時期的四倍。她認為，非洲人有望取代亞洲人成為美國的“新模范少數族裔”。在25歲及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中，約42%的人擁有大學學位，他們的高學歷比例和勞動力參與率高于美國平均水平。在“非洲僑民日”活動上，相關人士指出非洲“智力資本”輸出的價值，同時也體現出非洲移民與非裔美國人之間存在觀念差異，而這些新來的移民正在改變“非裔美國人”的含義。

非洲移民的足跡還遍布其他地區。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數據，2024年，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中有近470萬非洲移民，自1990年增長兩倍多，沙特阿拉伯是肯尼亞重要的匯款來源國。但在海灣地區，許多非洲人遭受虐待，如99%在海灣工作的肯尼亞人聲稱受到老板虐待，烏干達女傭也缺乏保護。即便如此，由于國內失業問題嚴重，仍有大量非洲人前往。非洲人在中國的數量也很可觀，義烏、中山、廣州等地有眾多非洲人從事商品貿易，購買貨物寄回本國。2023年從坦桑尼亞來的彼得·索斯滕內斯（Peter Sosthenes）很贊賞中國人的勤奮，并希望借鑒中國電商軟件助力坦桑尼亞農業發展。2018年在華非洲留學生數量已達8萬，超過美國，僅次于法國。

以智慧和遠見實現互利共贏

非洲移民對非洲自身的影響利弊交織。長期以來，“人才流失”被視為一大弊端，因為大量受過教育的非洲人移民海外。但喀麥隆經濟學家納西塞·查恩戈姆（Narcisse Cha’Ngom）研究發現，情況更為復雜。一方面，移民導致非洲國家人力資本、消費能力與稅收基礎受損；另一方面，僑匯成為重要資金來源，數額超過外國直接投資與海外援助。預期移民還能激勵國內教育發展，促使當地人提升學歷。查恩戈姆在2023年研究174個國家移民情況后得出結論：“多數情況下，移民對非洲國家人均GDP的總體影響是收益大于成本。”

要實現利益最大化與成本最小化，好的政策至關重要。非洲國家可借鑒菲律賓將護士移民與國內醫療培訓資金掛鉤、印度鼓勵移民帶技能和資金回國等經驗。此外，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等國發行“僑民債券”籌集建設資金；肯尼亞與德國達成移民協議，計劃未來三年每年輸出100萬勞動力；埃塞俄比亞向歐洲國家表示愿輸出護士；坦桑尼亞也在規劃與多國的移民協議。然而，部分非洲人認為本國可能重蹈自然資源浪費的覆轍，在人力資源利用上也難有作為。但即便如此，非洲人依然懷揣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奔赴海外尋求機會。

非洲移民現象本質是一場全球人口再平衡運動。對于移民接收國而言，非洲移民為其補充了勞動力，緩解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文化多元。對非洲來說，雖然面臨人才流失的挑戰，但僑匯、移民帶來的教育激勵及潛在的技術和資金回流，都為非洲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非洲人需要工作，世界其他地方需要勞動力，這一利益交匯點是巨大的機遇，關鍵在于雙方能否以智慧和遠見制定合理政策，實現互利共贏，將非洲移民轉化為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紅利。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3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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