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當地時間6月3日6時，韓國第21屆總統選舉開始正式投票。投票時間將從6時開始一直持續到20時，總共14個小時。據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15時，投票率已達68.7%，投票總人數突破3000萬人。

韓國總統候選人。央視新聞報道截圖

為期一天的正式投票結束之后，包括提前投出的選票和今天正式投票日的選票將會同時進入計票階段。

根據以往流程判斷，在70%至80%的選票結果被統計之后，也就是最快在今天午夜到4日凌晨，大選的結果就將逐步清晰。

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預計，最終計票結果在當地時間4日6時（北京時間4日5時）左右得出。

此次大選是在前總統尹錫悅遭到彈劾下臺的背景下進行的提前大選，為了盡快填補政治空白，保障政府運行，將不設交接機構和過渡時間。在選舉結果公布同時，新任總統任期隨即開始。

新任總統將于4日上午在韓國國會進行簡短宣誓就職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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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歷屆韓國大選，中國議題從未像今天這般“重要”

韓國總統大選已進入最后的沖刺階段，李在明、金文洙和李俊錫已形成“一人領跑二人追”的三強格局。盡管多家民調均顯示李在明持續握有領先優勢，但本次大選的懸念依然存在。

無論如何，這場由尹錫悅戒嚴令引發的政治鬧劇，伴隨著最后一場“互揭黑料”的電視辯論的結束，終將落下帷幕，動蕩半年之久的韓國政壇也將迎來最重要的時刻。

然而，三重撕裂的選戰博弈、消失的政策辯論、武器化的中國議題、愈難彌合的社會鴻溝——這四重危機如同絞索般纏繞著韓國社會——可見，這屆韓國大選早已超越了政治競爭的范疇。

而更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韓國的政治精英們一面高喊“團結”，一面將裂痕鍛造成奪權武器，進一步加劇了韓國社會彌合的困難......

三重撕裂的選舉博弈

本次韓國大選的博弈格局圍繞三個核心維度展開，且呈現出鮮明的時間差和陣營策略差異。

首先是“內亂審判”——這也是李在明陣營貫穿始終的核心策略。從推動控訴非法戒嚴、彈劾尹錫悅，到炮轟金文洙為“內亂從犯”，民主黨將尹錫悅政府定性為民主之敵，以此牽制中間選民對國民力量候選人金文洙的支持。

其次是各執一詞的“政權交替論”和“政權延續論”。民主黨這邊復制了2017年彈劾樸槿惠后的“審判執政黨”劇本，高呼“恢復民主主義”以期促成政權更迭。另一邊的國民力量黨則汲取了歷史教訓：盡管黨內曾因彈劾尹錫悅與否而出現立場分歧，但最終仍以“延續政權”的口號維系保守派團結。與2017年新國家黨分裂為“自由韓國黨”和“正黨”的崩盤局面不同，此次保守陣營雖內耗嚴重，卻未徹底分裂。

最后，“反對李在明”成為保守陣營的主要發力點。面對“內亂審判”與“政權交替”的輿論劣勢，保守陣營將火力集中在李在明復雜的司法糾紛、妻子涉嫌信用卡腐敗案、激進政策立場等個人風險上。金文洙與李俊錫雖未能實現“倒李聯盟”，但卻默契地將電視辯論變為對李在明的“圍剿戰場”，導致政策辯論幾乎淪為“罵戰”。

這是《江原日報》和韓國地方報紙協會委托Ace Research進行的總統選舉民意調查結果。2025年5月24日至25日，對全國3,028名18歲以上的男性和女性進行調查（回應率9.0%）的結果。

消失的政策辯論

總統選舉本應是解決經濟寒流、破解安全困局的關鍵轉折點，卻因政策辯論的集體缺席，淪為一場缺乏治國藍圖的“無綱領混戰”。

一方面，本次大選因尹錫悅遭彈劾而被迫倉促啟動，各黨的政策制定周期被嚴重壓縮。更為雪上加霜的是，保守陣營內部爆發“臨陣換將”風波（韓德洙替代金文洙）及候選人單一化爭議，使得系統性政策研討幾乎失去可能。這直接造成了三重后果：

一是候選人的“十大公約”脫離現實。即便各候選人在5月12日拉票啟動日拋出了核心承諾，但也被專家指責脫離實際。例如，三位候選人均提出多項經濟發展舉措，卻普遍缺乏清晰的財政來源說明，引發民眾對政策可行性的深度憂慮。但在具體財政來源方面卻缺乏明確計劃，引發民眾對政策可行性的擔憂。特別是有政策評估認為，金文洙提出的“放寬對企業限制，降低稅款，增加補貼”的做法存在財源缺口。

與此同時，各大政黨的政策發布出現嚴重遲滯的情況。如國民力量黨和改革新黨于5月26日發布執政公約，共同民主黨則拖到提前投票的前一天（5月28日）才公開執政公約，而民主勞動黨的執政公約甚至未能趕在提前選舉日前出爐。

此外，多數社會智庫與公民團體被迫放棄對各候選人競選承諾的實質性評估，認為選舉中最為核心的政策反而淪為了象征性的“裝飾品”。

另一方面，本應作為政策宣示核心舞臺的電視辯論，卻徹底淪為候選人們相互攻訐的“揭丑競技場”。

5月27日，在首爾麻浦區上巖洞的MBC電視臺演播室，韓國第21屆總統選舉的四名總統候選人在進行最后一場電視辯論會前合影留念。左起依次為共同民主黨李在明、民主勞動黨權英國、國民力量金文洙、改革新黨李俊錫。韓聯社

毫不夸張地說，此次辯論預設的經濟、社會、政治外交等宏觀議題幾乎都被棄置一旁，治國方略完全讓位于瑣碎的口水戰，導致辯論議題嚴重失焦。

比如在經濟專題辯論中，金文洙耗費大量時間糾纏于李在明所謂“一杯咖啡成本120韓元”的舊論，指責其“不懂小商戶生存困境”；李在明則反擊對方斷章取義、轉移焦點。面對老齡化社會危機，李俊錫未提出建設性方案，僅以攻擊李在明的“酒店經濟學”，主張對方“不符邏輯”。而民眾普遍關注的青年失業率、兩性平等、房價以及外交安全議題等幾乎都未得到實質性的政策討論。

更糟糕的是，在此次電視辯論中，對候選人的人身攻擊成為常態，司法丑聞取代了政見交鋒。

據統計，辯論中超過半數以上的時間都被用于相互抹黑。金文洙緊盯李在明及其家人涉及的司法糾紛，稱其為“司法逃犯”，并將發起彈劾的民主黨污名化為“怪物政黨”，攻擊李在明是“怪物政治的獨裁代言人”。李在明則猛攻金文洙“包庇尹錫悅”，指控其受到前總統的“影子操控”。李俊錫也不斷質疑李在明因官司纏身而“缺乏國內合法性”，渲染其若當選將導致“外交被動”的負面后果。

武器化的中國議題

在此前的歷屆韓國總統選舉中，中國議題可能從未像今天這般“重要”。如果之前的選舉中有“北風”刮過，那么這次可以說是“中風”漸起。

尹錫悅政府自戒嚴事件發生后就公開發表“中國間諜”言論，甚至將其作為戒嚴理由。不久后，韓國極右保守媒體就爆出“99名中國間諜在戒嚴令期間被拘留”等荒唐傳言，后雖遭到駐韓美軍否認，該謠言依然在保守派選民中不斷擴散。

此外，保守派還不斷炒作“中國介選”議題，將中國政務服務熱線“12345”曲解為“選舉服務器密碼”，暗示中方黑客操控韓國投票系統，質疑選舉公正。

另一方面，保守勢力將中國議題鍛造為政治斗爭武器，借韓國民眾對華負面認知攻擊李在明。例如，國民力量黨將李在明“不在中美間選邊站”的實用主義立場，扭曲為“對華投降”；針對李在明不要介入臺海問題對大陸和臺灣島均表示“謝謝”的發言，金文洙和李俊錫更是發起聯合攻勢，極力為其貼上“親華”甚至“賣國”的標簽。

李在明鼓掌畫面。

2024年3月22日，共同民主黨代表李在明訪問忠清南道唐津市唐津市場稱：“為什么要招惹中國？”緊接著做出兩手交握的姿勢說道：“對中國大陸說‘謝謝’，對臺灣地區也說‘謝謝’就可以了，干嘛總是到處惹事?！?/p>

中國議題在選戰中陡然升溫，既折射出中國對韓國影響力的客觀提升，更暴露了韓國在中美博弈加劇下的深層戰略焦慮。

然而，為何有人不斷炒作中國議題，并將其推向爭議漩渦的核心？筆者認為這其中存在“三大推手”：

一，“中國威脅”是尹錫悅內政潰敗最好的“替罪羊”。尹錫悅彈劾案引發了保守陣營的合法性危機，繼續鼓吹“中國威脅”、“中國陰謀”不僅能夠成為保守派轉移焦點的最佳工具，還能借“中國介選”、民主黨“對外勾結”等敘事為尹錫悅發動戒嚴和延續保守派執政提供正當性與合理性。

二，有的人依然想走尹錫悅對美“價值外交”的老路。尹錫悅政府以“價值同盟”之名推進對美“一邊倒”的外交路線，強化對美安全依賴。因此，堅持重視美韓同盟傳統的國民力量黨，希望借對李在明的“親華”打壓，強化自身在中美間“戰略站隊”的偏好宣示，同時鞏固保守派的基本盤。

三，操縱“國民對華負面認知”這張牌仍然好用。自薩德事件以來，韓國國民對華認知呈現持續負面化傾向，所謂的“中國工程”問題極易引發民眾情緒，而尹錫悅的涉華陰謀論主張更是加劇了民眾的“厭華”情緒，在韓中國公民遭歧視事件屢屢被媒體報道。因此，國民力量黨不僅“積極利用”這種既有認知，更是“主動參與”民眾對華認知的塑造與極化——將民眾的焦慮整合為排外（華）情緒，從而實現工具化“中國議題”來打擊政敵。

愈難彌合的社會鴻溝

韓國社會的深層裂痕遠非新鮮議題，學界普遍將其概括為地域對立（湖南VS嶺南，這里的“湖南”指韓國西南部的全羅道地區，而“嶺南”相當于慶尚道地區）、意識形態撕裂（進步VS保守）及代際沖突這三大傳統斷層。然而近年來，階層矛盾激化（財閥壟斷加劇貧富分化）、性別戰爭白熱化（女權主義與“厭女”文化）、涉外議題民粹化（如“反華、反日情緒”的工具化）等新型沖突不斷涌現，并與傳統斷層深度交織、共振疊加，持續加劇社會撕裂與對抗。

尹錫悅在2024年底頒布的“緊急戒嚴令”就如同一把利刃，將韓國社會本就深刻的裂痕進一步撕開。在戒嚴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彈劾風暴、司法調查與選舉政治的疊加作用下，進步與保守陣營的對抗已從政策分歧升級為身份對立。

韓國憲法法院代理院長文炯培宣讀彈劾案裁決書。

4月4日，韓國憲法法院代理院長文炯培宣讀彈劾案裁決書——繼2017年3月時任韓國總統樸槿惠被彈劾下臺之后，時隔8年時間，又一名代表韓國保守派政治勢力的總統尹錫悅被彈劾下臺。

政治精英們深知：煽動恐懼遠比凝聚共識更易動員選民，撕裂社會比彌合裂痕更益收割選票。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一面高呼“統合”，一面系統性利用社會分裂攫取權力。當候選人用“咖啡成本論戰”替代經濟改革方案，以“司法丑聞互懟”擠壓政治極化解決方案討論時，所謂的“社會彌合”就徹底淪為了空洞的選舉話術。

其實，歷史早已寫下劇本：樸槿惠倒臺后的文在寅曾誓言“終結仇恨”，最終卻陷入“清算積弊”的漩渦；尹錫悅上臺時高舉“統合救國”，僅兩年便用戒嚴令撕裂社會。韓國政治的悲劇性循環，恰如托克維爾預言的民主悖論——“多數人暴政的枷鎖，常以人民之名鍛造?！?/p>

新政府的上臺，或許能為韓國政局按下短暫的休止符，但它亟需以制度革新（總統制修憲等）阻礙“復仇周期”的重演，以文化重建（國民對話、去意識形態化）來修復信任，否則這終將成為暴風雨再次來臨前的虛假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