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報道，5月30日上午，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在中國香港舉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出席。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60多個國家和聯合國等近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共同出席，國際調解院這一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由此正式走入國際視野，引發全球關注。

國際調解院由中國與18個國家推動建立，其成立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當前國際爭端解決體系存在諸多問題，海牙國際法庭受西方主導，程序冗長且執行不力；WTO訴訟、國際投資仲裁等普遍呈現對抗性強、成本高昂、程序復雜的特點，發展中國家在其中往往處于不利地位。在這樣的現實困境下，國際調解院應運而生，它以填補現有制度空白為目標，通過吸納發展中國家參與規則制定，增強機制的包容性與公平性，致力于為中小國家提供發聲平臺。

國際調解院（資料圖）

國際調解院在機制設計上有著諸多創新之處。例如，創新設立“調解結果登記備案”制度，經備案的協議可在締約國直接執行，兼顧了調解的自愿性與結果的實效性，為國際爭端解決提供了一條兼具靈活性與權威性的新路徑。其調解機制深深根植于中華傳統“以和為貴”理念，強調共贏，摒棄零和博弈，力求將東方智慧融入全球治理進程，促進不同文明間的理解與合作。

將國際調解院總部設立在香港，有著深遠的意義與獨特的優勢。香港擁有獨特的法律體系、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高度國際化的環境，這使其能夠為國際調解院的高效運作提供堅實支撐。國際調解院的落地，也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法律領域的地位，為香港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國際調解院（資料圖）

在國際調解院備受矚目的同時，另一個國際司法機構——國際刑事法院（ICC）卻面臨著嚴峻的信任危機。ICC成立的初衷是審判戰爭罪、反人類罪等國際重大罪行，維護國際和平與正義。但近年來，其表現卻飽受爭議。眾多案件集中針對非洲國家，使其被貼上了“非洲法院”的標簽。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對西方大國的不當行為選擇忽視，卻對弱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頻繁發難，這種明顯的“雙標”做法，嚴重損害了其公信力，導致其在國際社會中的權威性大打折扣。匈牙利近期宣布退出ICC，正是對其公正性和可靠性嚴重質疑的直接體現。

與陷入困境的ICC相比，國際調解院有著鮮明的特點與顯著的優勢。國際調解院以“調解”為核心，追求的是促成爭端各方和解，營造握手言和的局面，而非像傳統法庭那樣追求勝負對錯和懲罰。這種方式更加靈活，成本更低，尤其適合處理復雜的國際關系。對于在傳統國際場合話語權較弱的小國和發展中國家而言，國際調解院提供了一個更加公平、友好的環境，讓他們的訴求能夠得到充分重視。

國際刑事法院（資料圖）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對國際秩序有著積極且深遠的影響。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維護自身權益的新平臺，推動了國際秩序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促進了國際間的廣泛合作。其強調平等對話、協商解決爭端的理念與方式，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與選擇。而這一新興機構的出現，無疑也給ICC帶來了巨大挑戰，如果ICC不進行深刻改革，其影響力可能會持續下降。

國際調解院的誕生，是國際爭端解決領域的一次重大變革，為全球和平與穩定提供了新的希望與路徑。其未來能否充分發揮作用，有效解決國際爭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值得國際社會共同期待。而ICC若想重拾國際社會的信任，也需正視自身問題，積極進行改革。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國際調解院與ICC等國際機構的發展走向，無疑將深刻影響著未來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