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最近通報的一個案子,判得有點意思,但還可以判得“更有意思”。
案子是這樣的——
中學生小宋發現同學周某上課玩兒手機,下課趁周某不在從周某的書包里搜出了平板電腦,交給了老師。老師為此獎勵小宋1瓶牛奶。周某發現此事后,將小宋打傷。小宋的家長告到了法院。法院認定,打人者周某承擔50%的責任,學校因鼓勵舉報承擔30%的責任,擅自拿他人東西的小宋承擔20%的責任。
涉案的三方,學校代表“權威”、小宋代表“聽話孩子”、周某代表“不聽話孩子”,“權威”與“好孩子”都擔責了。很有意思。
我覺得還可以判得更有意思——學校的責任還可以更高一些,學校的賠償最好別用公款,而是由校長和老師承擔。尤其是那位獎勵舉報者牛奶的老師,如此鼓勵學生舉報同學,應該用自己的工資承擔。學校和老師在這個案子中是最大的“惡”,作惡的是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學校。
為了杜絕孩子在學校玩電子產品,學校鼓勵學生告密舉報,等于鼓勵和放縱人性的“惡”,很容易導致學生之間人人自危,會扭曲未成年人的價值觀。對于鼓勵告密舉報的危害,法院的判決中有一句話很有水平:一個缺乏邊界、鼓勵檢舉的環境,將導致同學之間相互防備、猜忌,對青少年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在這個案子中,其實最可憐的是挨打的小宋,他擅自搜別人的書包,把“贓物”上交老師確實可惡。但他畢竟是小孩兒,不懂事兒。他有如此“惡行”,主要是因為學校和老師的教唆和鼓勵所致。他是在學校的“制度環境”影響下,為了當“好孩子”而作惡的。
教書育人的學校和老師,為啥要鼓勵學生之間舉報、告密呢?我想原因大概有這么幾個——
一是便于“管理”。“聽話”的孩子才好管理,發動學生互相監督,可以節約管理成本。
二是增強校方“權威”。學生間互相防范,可導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以及同學關系“原子化”,校方、老師、規則在學生面前的權威和力量就增強了。
這種玩兒法學校和老師是“受益方”,所以最后出了事兒校方和老師應該擔責。法院的判決是值得點贊的。
在學校和老師“受益”的同時,學生則是“受害”的,正如法院的判決中所說——對學生的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學校本來是育人的地方,為啥公然做出不利于學生人格發展的事情呢?原因在于管理的“異化”,管理手段逐漸淪為管理的目標。本來,學校的目標是讓孩子有“好成績”,為了好成績就要讓孩子“聽話”,好成績是很難取得的,于是逐漸就把“聽話”當成了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了。
這樣的荒唐很常見。比如,學校有一個目標是保障學生安全,然而百分之百的安全太難了,于是有些學校為了安全,限制孩子在下課時間走出教室。慢慢的,這個奇葩的手段成了“目標”。一些孩子迫于學校的奇葩目標,沒時間上廁所,導致長期便秘,健康受損。
學生成績好、學生必須安全等等原本“高尚”的目標,由于太難達成,往往演變出一些陰暗的、不計代價甚至突破底線的手段。為了貫徹這些手段,最后就忘了最初的目標。
學校的目標應該是讓學生在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學到知識,但一些學校在一番奇葩的操作之后,某些行為與目標便背道而馳了。
有時候,學校就像一個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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