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內部圍繞關稅政策的斗爭呈螺旋式升級趨勢。放行還是叫停特朗普關稅行政令，美國司法系統仿佛在玩一場“比大小游戲”。

5月28日，位于紐約的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禁止執行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多國加征關稅措施的行政令。5月29日，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批準特朗普政府的請求，暫時擱置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做出的裁決。就在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頒布暫緩令的同一天，位于首都華盛頓的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就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多國加征的關稅措施發布初步禁令。6月2日，特朗普政府請求聯邦上訴法院阻止此前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裁定其關稅政策“違法”的命令。

巡回上訴法院為何擱置裁決

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暫停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決的舉措，使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措施得以在上訴期間繼續實施。

推動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迅速頒布暫緩令的直接動力，首先來自于特朗普政府的應對——特朗普政府在第一時間動用了所有法律手段來捍衛其關稅政策。正是這種強硬姿態和緊迫壓力，促使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幾小時內就作出臨時凍結裁決的決定。

其次，對案件所造成影響的考量，也是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作出暫緩令的一大因素。有分析指出，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突然叫停關稅令引發了政策和市場的混亂。法官們意識到，如果不暫緩執行，特朗普政府的全球關稅政策將立刻失效，美國海關和企業將面對征稅與否的巨大不確定性，對國際貿易秩序造成沖擊。因此，上訴法院選擇先凍結原裁決，以“留待更長期的中止申請和上訴實質問題審理”。從這一角度看，上訴法院的暫緩令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避免政策真空和市場動蕩的考量，屬于一種審慎的臨時保護措施。

在這道命令背后，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力量的影響。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無疑對上訴法院的介入表示歡迎，特朗普政府的盟友和部分共和黨人士也主張，總統在貿易緊急狀況下應有更大自主權。可見，在上訴階段，總統陣營通過輿論和政治渠道積極影響，支持法院暫緩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以維護行政權限。

需要指出的是，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緊急命令是短期的行政暫緩，只是同意先凍結10天禁令，以便充分審查政府要求長期暫緩的理由。因此這一決定更多體現程序考慮，而未預斷關稅政策的合法性。

綜上，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之所以擱置國際貿易法院裁決，一方面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強力推動和緊急上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法院維持政策連續性的考慮。

聯邦最高法院的可能判決

目前來看，特朗普政府已表示如有必要將把此案一路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綜合分析，最高法院不太可能簡單地給予特朗普完全的關稅自主權，但也存在部分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

首先，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以6比3的多數占優。因此，保守派大法官的態度更為關鍵。近年來，最高法院保守多數在一些關鍵案件中擴大了總統權力，在涉及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時尤其傾向于給予總統更大余地。然而，保守派大法官中，戈薩奇等人傾向于限制國會向行政部門的過度授權。因此，如果未來舉動觸及權力分配的敏感點，這些法官未必一味支持總統。

有分析指出，保守派法官在本案中可能出現分化或有所區別的裁決。一種可能是：他們區分不同類型的關稅措施，分別做出判決。比如，特朗普對幾乎所有國家征收的全球性“對等關稅”，本質上是一種普遍性財政措施，與國會征稅權直接沖突，因此保守派可能認為越權明顯，需加以限制。而保守派法官或許更愿意在涉及治安和邊境安全的關稅問題上給予總統更大裁量，因而在裁決時作出不同處理。

另一種可能是，最高法院站在更宏觀的立場，要么整體支持特朗普政府，要么整體支持下級法院。當然，整體支持特朗普意味著最高法院承認總統在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的前提下擁有近乎完全的關稅自主權。這樣的裁決將推翻幾十年來人們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用途的認知，把關稅政策大權從立法端移向行政端。但是，即便最高法院多數傾向維護總統權力，也未必給予毫無保留的肯定，他們可能通過狹義解釋或部分限定來平衡各方。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過去已經幾乎50年未直接審理過關稅授權方面的重大案件，對類似問題多采取回避。這一次，如果最高法院愿意藉此闡明原則，將具有里程碑意義。

綜合而言，最高法院未來對本案的裁決具有不確定性，但完全賦予特朗普無限關稅權的可能性較低。更可能的情形是：最高法院在總統緊急權與國會財政權之間尋求一個界限。他們可能部分認可總統可以在特定緊急情況下征稅，但同時維護國會在通常貿易政策上的主導權。最高法院可能在法律上劃出紅線：超出緊急授權范圍的“經濟性關稅”需經國會，真正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有限關稅可由總統施行，這樣做既可以防止行政權過度侵蝕國會權限，又避免完全削弱總統在國際談判中的影響力。

（作者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