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年），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為了讓江山永固，子孫世代享福，朱元璋恢復了分封制，將藩王制度作為了明朝的國制。在洪武年間，朱元璋一共將24個兒子封為了親王，一個從孫被封為郡王。于是，明朝的藩王制度就正式形成了。

按照朱元璋的設想，藩王主要分布在內地、邊陲的重鎮，掌握著一定數量的軍隊。其軍隊主要是三護衛，少則三千人，多則過萬人。他們沒有地方的行政權，不能干預地方行政。但他們可以帶領軍隊討伐奸臣亂臣、鎮壓地方的叛亂，抵御外族的入侵。如此，則可以加強朱氏對地方和邊疆的控制，即所謂“外衛邊陲，內資夾輔”。但朱元璋完全沒想到這些藩王后來的發展完全出乎了自己的預料。

朱元璋駕崩后，朱允炆登基，史稱“建文帝”。當時藩王基本都是建文帝的叔伯，難以駕馭，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建文帝推行“削藩”，卻引發了燕王朱棣的造反，史稱“靖難之役”。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造反成功，在南京即位。明成祖上臺后，也繼續進行削藩。在軍事上，他剝奪了藩王的兵權，將三護衛減少為一護衛，有的甚至直接將護衛完全廢除。后來的仁宣二帝繼續廢除藩王的護衛，最終使得藩王完全失去了兵權。由于藩王沒有兵權，那就不能呆在邊疆。于是，朱棣將過去守衛邊疆的主要藩王都內遷。

明朝廢除了藩王的兵權，但保留了藩王在政治、經濟上的諸多特權，恰恰是這些特權導致藩王成為了社會的寄生蟲，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來談談藩王的政治特權。按照《皇明祖訓》的規定，藩王和地方是互不干涉的兩套系統，藩王不能干涉地方行政，地方官員也無法管理藩王。這有利于防止藩王干政，也有利于保障藩王的利益。但藩王卻有司法方面的特權，“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也就是藩王有對地方官員的司法權。但如果藩王犯法，那地方長官就不能干涉和抓捕。因此，許多藩王都在地方為非作歹，草菅人命，強搶民女，官府不能管。

例如谷王朱橞橫行霸道，強占民田，侵奪官稅，濫殺無辜，長使虞廷綱就告到朝廷，但谷王朱橞就動用自己的特權，以誣告為理由，將虞廷綱殺害。伊王朱?喜歡帶著刀劍在街上橫沖直撞，如果躲避不及，那就直接拳打腳踢，甚至殺害。

因為藩王有司法特權，因而成為了地方犯罪分子的避風港。許多殺人犯投奔藩王，獲得了藩王的庇佑。藩王利用這些犯罪分子從事違法活動，為自己牟利。地方官員一旦干涉，藩王就出生殺之權。

不過，明朝在政治上總體上還是限制藩王，但經濟上則是對藩王實行優待。藩王的經濟特權很多，比較重要的有土地占有、收稅、俸祿等。

為了能夠保證子孫們有足夠的土地，朱元璋在封王的時候就將大片膏腴肥沃的土地劃給了藩王。“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十六頃為永業，除其租。”也就是這些土地不用交稅。但藩王的胃口不會就此滿足，他們利用手中的特權不斷侵占民田、屯田和官田，最終將全國大部分肥沃的土地都圈占了。這并非夸張之詞，例如蜀王占據了成都平原七成的土地，剩下的兩成歸軍田，民田只有一成。而河南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郡王占據，史稱“中州地半入藩府”。經過擴張后，藩王成為全國最大的地主集團。

既然土地可以強占，那么礦產也是可以強占的。藩王們會利用自己的黑惡勢力和特權去壟斷地方的礦產開發，最終獲得巨大的經濟暴利。

為了提高藩王的經濟收入，朝廷還會將地方的稅收贈送給藩王。不僅如此，藩王還私自在交通要害的地方設置關卡，攔截來往的商人，要求商人繳納“抽分”。他們“各處開店罔利”，甚至私自增加稅收，中飽私囊。例如河南福王獲得了河南部分地區的鹽鐵專賣權，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三鎮之軍需、九邊之儲餉無所措辦”。

藩王占據的土地就可以實現“富可敵國”，但朱元璋依然擔心子孫們沒有榮華富貴，因此還給藩王提供了豐厚的“俸祿”。洪武九年（1376年），規定每位親王每年的俸祿是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而絹布鹽茶馬草等生活必需品也會統一安排。藩王府內的一切從屬人員費用都有國庫提供。

在明朝前期，藩王數量有限，國家財政還能承受。但到了后期，明朝已經無法承受巨大的藩王開支了。根據統計，明初宗族人口只有58人，但到萬歷年間已經超過了10萬人，到崇禎年間已經達到了20萬人。這還只是宗族人口，并沒有算依附于各大藩王的閑雜人員。

養這些藩王宗族到底需要多少俸祿呢？嘉靖八年（1529年），戶部就報告藩王的俸祿支出就多達853萬石糧食。當時明朝一年的稅收為2000萬石到3000萬石之間，也就是全國三分之一的稅收都成為了藩王的俸祿。《明代萬歷會計錄整理與研究》的數據，隆慶年間到萬歷初年，明朝宗藩歲祿占財政收入的29%。這只是其中的俸祿。而河南、山西就更慘了，“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也就是兩個省的稅收就算全部給藩王，那也不夠藩王吃呢。

藩王們富可敵國，享受了200多年的榮華富貴，這的確是朱元璋樂于看到的。但藩王們在政治上基本沒有任何積極作用，在經濟上也只是的社會的“寄生蟲”。他們的存在只會加重社會矛盾，引起公憤。明朝末年，朝廷缺錢，要求藩王、大臣捐錢，但這些藩王和大臣一下子就變成了“鐵公雞”，基本是一毛不拔。

很快，農民起義就席卷了全國。李自成所到之處，藩王成為了首先被鏟除的目標。藩王占據的廣大土地，堆積如山的糧食，享用不盡的金銀珠寶，都成為了農民起義軍可以繼續前進的動力。因此，李自成起義才能提出“闖王來了不納糧，均田免賦樂無疆”的口號。經過李自成起義，北方的藩王基本被屠殺殆盡，其中河南的福王重達300斤，最終被李自成給燉了分食。彭孫貽《流寇志》對此事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賊置酒大會，臠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尸王城下，承奉二人乞葬王而就死，自成許之。斂王于西關，遂自盡于側。”但根據《明史》所載：“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縋而出，用矛入賊營，賊稍卻。夜半，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兩承奉伏尸哭，賊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無所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死。王妃鄒氏及世子由崧走懷慶。賊火王宮，三日不絕。事聞，帝震悼，輟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殯。”顯然與朱常洵被活活煮成人肉湯的稗官野史不符，福王被義軍殺害后，尸體仍存。也就是說，“福祿酒會”是杜撰的故事。不過之所以有這個傳說，這也說明當時北方人對藩王們是多么痛恨。

張獻忠殺起藩王也一點不甘落后。他屠殺的藩王府有武昌楚王、成都蜀王，武岡岷王、襄陽襄王、蘄州荊王、漢中瑞王、長沙惠王，這些藩王家族基本也是被屠殺殆盡。有意思的是，張獻忠在南方起兵的時候，當地官員勸說楚王拿點錢財招兵買馬，但楚王拒絕。最終，楚王成為了第一個遭殃的。“陷武昌，執楚王華奎，籠而沈諸江，盡殺楚宗室。”“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張獻忠見狀大笑：“有如此貲財而不設守，朱胡子真庸兒！”

還有個別的藩王躲過了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屠殺，繼續在東南作威作福，享受榮華富貴，他們有的還被扶持為南明的皇帝，但基本是一些毫無政治能力的傀儡。清朝入關后，一些幸存下來的藩王投降于清朝，清朝則要求藩王提供大量的稅收和糧草。等天下安定后，清朝也借口將這些藩王給殺掉了。

對于藩王所占的土地，清朝初期是直接收歸國有，賣給農民耕種。但由于農民貧窮，根本就買不起。到了康熙年間，就下令直接將藩王土地分給農民，“廢藩田房悉行變價，照民地征糧，其廢藩名色永遠革除”，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更名田”，是康乾時期重要的富民政策之一，和“攤丁入畝”并列。

任何一個王朝在初期都有恢復天下秩序，安定百姓的貢獻，因而其子孫能夠享受長期的榮華富貴。在王朝初期，上層人的數量有限，因而對社會的危害總體在可控范圍之內，因而經濟恢復，社會安定，出現了所謂的治世、盛世。到了后期，權貴階層越來越多，權力越來多大，讓社會無法承擔，最終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于是下一個王朝建立，歷史似乎出現了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