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對波蘭總理圖斯克而言，上個周末無疑是相當苦惱的。有著“波蘭特朗普”之稱的民族主義候選人納夫羅茨基，以微弱優勢擊敗了親歐盟的自由派候選人特扎斯科夫斯基。這場選舉失利，不僅折射出民眾對圖斯克政府愈發顯著的不滿情緒，更意味著本屆政府在任期內推動重大國內改革的可能性幾乎歸零。

畢竟，推翻總統否決權需要掌握60%以上議席，而目前的局勢顯然難以達成這一目標。圖斯克在議會內尋求信任投票的做法，看似是試圖重新獲得合法性授權，實則更像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心理慰藉。連圖斯克的政治盟友、波蘭議會議長都坦言，這一舉措難以彌補選舉失敗所帶來的沖擊。

納夫羅茨基的勝選，無疑是一場極具特朗普特色的勝利。作為一名前拳擊手和足球流氓，納夫羅茨基對建制派所設定的公共話語體系毫不感冒；換言之，和特朗普如出一轍，這套話語評價體系也難以左右選民對他的支持傾向。

在日益極化的政治氛圍烘托下，此次投票率被推高至罕見的71.6%。然而，即便自由派傾盡全力，也未能阻止納夫羅茨基踏入總統府。這一結局，無疑是特朗普主義在歐洲施展意識形態影響力的生動寫照。另外對烏克蘭人而言，這不僅代表短期內加入北約，甚至連加入歐盟都成為了遙不可及的奢望。

更具標志性意義的是，繼上個月羅馬尼亞民族主義保守派領導人西蒙總統競選折戟后，納夫羅茨基的勝選有力地證明了民族主義保守派有能力突破關鍵少數的桎梏，在歐洲主要國家構建起勝選聯盟。這一成果，無疑為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保守派陣營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在過往的二元對立總統選舉中，民族主義保守派往往陷入被中間派和左派聯手打壓的困境。匈牙利的奧爾班雖能長期執政，但匈牙利在歐洲整體格局中的體量相對較小。而納夫羅茨基在歐洲第六大經濟體波蘭的勝選，則透露出歐洲民眾心態的轉變——他們逐漸接受民族主義保守派掌握主要國家話語權。

受此鼓舞，荷蘭民族主義保守派領導人維爾德斯宣布自由黨因庇護政策問題退出政府。或許在維爾德斯看來，波蘭政治風向的轉變預示著他作為荷蘭最大政黨領袖卻被建制派拒于總理職位門外的時代即將成為歷史。

依筆者之見，西方政治右轉的浪潮，不僅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自我反噬，更是對近代以來啟蒙理性主義的宣戰。納夫羅茨基的勝選只是一個開端，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歐洲“特朗普”們向各國領導權發起強有力的沖擊。

歐洲到底有沒有右轉

回溯至2016年，特朗普的意外勝選在自由派陣營引發了輿論震動。彼時，多數自由派學者并未將特朗普的當選視為一個深刻且持久的政治趨勢，而是認為這只是民主制度下的一次短暫異常，自由主義世界的根基依舊穩固。

在我國，由于眾多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學者秉持自由主義傾向，對西方普遍右轉的解讀也與西方學者如出一轍。筆者曾在各種學術研討會中向部分著名學者提出過如何看待西方普遍右轉的問題，時尚潮流（fashion）可能是當時大多數人心底認同的答案。

當然，到了2025年，大部分自由派學者可能放棄了fashion這一想法，轉而進入到普遍的迷茫狀態。著有《從埃德蒙·伯克到唐納德·特朗普的保守主義》一書的科里?羅賓在面對特朗普普選票多數的現實時，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對右翼民粹主義何以能更有效地動員民眾感到困惑。

此前，筆者便曾指出，普通自由派在首次失去自由派學術精英支持后，陷入了理論空白。他們試圖憑借自身思考來填補這一空白，卻反而對政治常識產生了更深的誤解。從對拜登認知能力的盲目自信，到選前對愛荷華民調數據的過度關注，這些現象無不折射出自由派對“贏學”的病態追求。他們選擇以更為激烈的民粹主義姿態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甚至部分學術精英也開始附和這種論調，呼吁對現行制度進行破壞性重建。

事實證明，建制派的支持者并不如他們自認為的那樣理性，民粹主義也并非右翼的專屬標簽。在當下政治極化的環境中，筆者斷言，左派和中間派對右翼民粹主義的指責，最終會成為回旋鏢，使其也深陷民粹主義之中。

對歐洲乃至西方右轉的否認，恰是民粹主義自由派的典型表現。他們往往采用即時性解讀來分析選舉結果，忽視了歷史性因素的關鍵作用。這種解讀方式是否是近代自由主義構建超時空抽象原子化個體思想的后遺癥，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更為現實的是，他們將選舉簡化為無時間性的輸贏二元論。只要民粹主義保守派未贏得選舉，便認定歐洲和西方沒有右轉。例如，德國選擇黨未獲執政權，便斷言德國未右轉；英國工黨憑借保守派分裂取得歷史性大勝，便稱英國未右轉；羅馬尼亞大選自由派候選人勝出，便認為羅馬尼亞未右轉。筆者對此不禁感慨，自由派支持者在傳播陰謀論和民粹主義化方面，速度絲毫不遜色于他們所鄙夷的右翼民粹派。

問題是右翼民粹派沒有獲得執政權不等于歐洲沒有右轉。各國右翼民粹派政黨支持率在最近十年的持續上升就是最有力的證據。在大部分歐洲國家，右翼民粹派即便不是主要反對黨（比如在法國、德國、奧地利），也扮演了關鍵少數地位（比如在葡萄牙）。更有甚者，部分國家的建制派為組建政府，不得不與右翼民粹派合作（比如荷蘭和瑞典）。至于一個有著貝盧斯科尼作為右翼教父的國家，意大利的右翼民粹派已經上臺執政。對絕大多數建制派而言，這種右轉趨勢是在十年前即便不是不可思議，也是難以想象的。

嚴格來說，掌握執政權固然是行使國家權力的重要方式，但右翼民粹派支持率的上升，已足以改變政治議題的焦點。歐盟的綠色環保議題為何逐漸被移民和安全問題所取代，歐洲各國建制派政府為何不斷收緊非法移民政策，歐盟一體化進程又為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這些問題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即便未普遍獲得執政權，右翼民粹派也能通過提升支持率，推動政治氛圍向右傾斜。

當自由派還在為英國工黨的多數席位優勢大肆宣揚時，改革黨的支持率早已攀升至31%，超出工黨8個百分點。倘若今日舉行大選，那些愈發民粹化的自由派或許不再強調工黨的勝利，轉而批判西敏制下，改革黨以3成支持率獲取過半席位的現象是對民主的扭曲。

隨著納夫羅茨基的勝選，歐洲右翼民粹派的信心將顯著增強。經過十年的積累與沉淀，歐洲右轉的趨勢已難以被視作短暫的時尚潮流。它將伴隨著自由主義霸權的進一步瓦解，持續積蓄力量。

啟蒙之殤與蔣小姐們的道德優越感

如何分析歐洲政治的普遍右轉，一直是學術精英和普通政治愛好者普遍關注的焦點，而新自由主義全球生產模式是被最多提及的角度。簡而言之，在新自由主義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理論指導下，外來非法移民和產業空心化被視為中性化的廉價勞動力要素配置。

這種配置過程中，失意者的痛苦被普遍無視，進而催生出今日右翼民粹主義和自由派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果。這一點在最近的羅馬尼亞和波蘭總統大選中再次得到明確的印證。布加勒斯特和華沙成為了自由派的大本營，但廣大的農村選區則壓倒性投向右翼民粹派。

但如同筆者一直以來所說的那樣，新自由主義全球模式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它更多決定的是今日對抗的表現形式之一。事實上羅馬尼亞和波蘭總統大選還揭示出另一個普遍趨勢，即年輕人壓倒性地支持反建制派人物，以及年輕男女在意識形態上的高度對立。新自由主義全球生產模式在其中的影響同樣重要，但顯然社交媒體同溫層效應也具有很強的影響力。韓國更是堪稱全球年輕男性右翼保守派的最典型表現。在本次韓國總統選舉中，年輕男性幾乎壓倒性地支持李俊熙和金文洙。

由此觀之，筆者認為啟蒙所引發的現代性危機才是真正主導今日西方世界普遍右轉的深層原因。啟蒙所催生的現代理性主義本質上一種普遍的還原論。它從其誕生其就以自然科學為目標，為政治創造出普遍法則，或者用今天的話說，它要將政治乃至一切變為科學。在這種普遍法則之下，學者才有資格宣稱什么是政治上絕對的善與惡。

為了達到這種極致的普遍性，抽象和還原一切成為邏輯上必須的前提。無論是霍布斯的自然狀態還是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在這一層面沒有本質區別。

問題是，這種被還原剝離掉一切特殊性的人實際上是一個空集，他沒有祖國、沒有家庭、沒有性別，卻奇怪地擁有一切各種自由主義所預設的邏輯思考能力和普遍均質化的理性最優選擇。

從這一點看，新自由主義的絕對“理性人”是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準確戲仿。這種理性主義在邏輯上只能導向某種全球主義或者世界主義的想法，只是不同流派的全球愿景各有不同。

就像最近哈佛蔣小姐的自信發言，讓網友們感覺充滿一種莫名其妙和不諳世事的自信。在筆者看來，這種自信絕非單純的無知。只看個體無意義，蔣小姐引發爭議之后，我們會看到國內有不少擁護者，其中不乏所謂的知識分子。以群體觀之，這是一種對啟蒙理性主義的狂熱信仰。

這種對理性正確性的絕對信仰賦予了蔣小姐們強烈的道德優越感。在TA們看來，全球化必然正確，世界村也必須實現。反對者要么是阻礙進步的壞人，要么是目光短淺的蠢人。吾等高貴的理想主義戰士自然會掃蕩一切牛鬼蛇神，走向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勝利。用阿美利加的話說，什么叫天命昭昭，這才叫天命昭昭。

筆者無意過度評價這種在歷史上反復上演的政治諷刺喜劇。這種理性主義的啟蒙使命感在歷史上并不罕見。不得不說，盧梭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具有遠見性。唯一的問題是，無論是《愛彌兒》還是《社會契約論》，盧梭都沒有提供出真正具有實踐意義的解決方案。公意如同空中樓閣，而教育孤掌難鳴。但即便如此，這也是啟蒙主義者唯一擁有的希望，祈禱通過強制性的教育將所有人變成自由主義的模樣。

當啟蒙拋棄一切特殊性時，這些特殊性也將站起來反對啟蒙。雖然具體政策（比如俄烏問題）有所不同，但右翼民粹派的政策普遍具有親祖國、親家庭和親男性的表現。這才是為何主體民族年輕男性大面積倒向右翼民粹主義的底層原因。他們不想成為《好東西》中被精神閹割后的男性，也不想淪落為沒有家庭和祖國的原子化個體。歐洲的普遍右轉不僅是對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反抗，更是對啟蒙理性主義的直接挑戰。

迷茫與破壞時代

將西方右轉歸因于啟蒙理性主義，雖是大膽之見，卻能更深刻地揭示右翼民粹派的核心主張及其支持者的行為動機。右翼民粹派本質上是啟蒙普遍性的受害者，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國、家庭和性別正面臨威脅。反過來說，這正是左派和自由派在應對本輪危機時的明顯短板。

在很大程度上，左派和自由派都深受啟蒙思想的烙印，不敢對啟蒙理性的普遍主義發起挑戰。對進步自由派而言，無法反對啟蒙的普遍主義，就意味著必須支持全球化。自羅爾斯起，進步自由派便將關注焦點局限在全球再分配問題上。自由派學者發表了大量論文和專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決方案。然而，殘酷的政治現實使這些方案如同高嶺之花，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

法蘭克福學派和法國后現代哲學的概念批判雖在觀念上更為深刻，但他們的話語與大眾之間已形成難以逾越的隔閡。正如《瘋癲與文明》的創造性想法一樣，即便福柯本人也不贊成將書中的理念直接應用于現實。在現實的嚴酷約束下，具有高度攻擊性的精神病人只能被強制約束或擊斃。齊澤克等歐洲知識分子便是這種無力感的典型代表。他的批判無法遏制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也無法為左派提供切實可行的政治實踐方案。

相比之下，保守主義作為近代以來對啟蒙理性持懷疑態度的少數意識形態之一，展現出更大的思想和行動空間以反抗啟蒙現代性。保守主義并非反對理性，而是反對啟蒙對理性的過度推崇，從信仰崇拜轉向理性崇拜，不過是換了一種狂熱形式。保守主義本能地察覺到，當啟蒙愈發依賴普遍性時，保守主義就越需要捍衛祖國、家庭和性別等特殊性要素，即便尚未形成全面的替代策略。

歐美左派和自由派對保守主義的做法嗤之以鼻，認為其缺乏現實可行性。他們常以啟蒙和現代世界的不可逆性為論據，將挑戰啟蒙視為復古主義。筆者無意深究此問題，但啟蒙的可逆性與科技發展之間并無必然的強因果關系。牛頓時代的力學發展于尚未誕生的啟蒙主義之間，真的存在思想上的必然聯系嗎？

更重要的是，西方左派和自由派是否真正提出了應對現代性問題的實踐方案？那些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左翼學者，是否應解釋為何年輕男性而非年輕女性更多地反抗新自由主義。我們可能不得不承認，新自由主義的個體還原論在某種程度上隱藏著性別認同上的偏好，通過瓦解父權制、削弱男性的主導地位，推動人類去性別化。在此背景下，年輕男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而那些指責右翼民粹派重構懷舊時代記憶的人，是否意識到50歲左右高度支持建制派的群體，不也在重構自己的身體記憶。總而言之，哪個意識形態不進行記憶重構？又有哪個意識形態的記憶重構完全符合現實？

正是基于此，西方左派和自由派對特朗普反智主義的嘲諷，本質上是一種心理慰藉。他們無法平息西方右翼民粹主義崛起所帶來的不安，又無法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只能通過夸大特朗普的非理性成分，為自己的理性世界尋求合法性。這一現象在美國的政治性 YouTuber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只要無腦地批評特朗普和共和黨，就能吸引大量粉絲。這也是本文開篇所述，所有意識形態都在日益民粹化的寫照之一。

而那些更為悲觀的人，已經陷入到理性世界的崩塌之中，產生普遍的憂愁心態。他們的理性已經無法填補現實和理想割裂所產生的巨大虛無，只能一遍遍念叨新自由主義錯了，MAGA也錯了。

事實上，后自由主義時代的開啟，必然伴隨著無頭蒼蠅式的反抗。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反抗者才能從根深蒂固的啟蒙理性和新自由主義體系中探尋薄弱環節，進而動搖整個體系。當特朗普荒誕地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預算占比提升至5%時，下個月的北約峰會已不再覺得3.5%的目標不合時宜。右翼民粹派也會持續采用這種極限承壓測試的方式，加速后自由主義時代的到來。

一個破壞和迷茫的時代自然會讓某些人陷入虛無主義之中。筆者也無法否認，在人類已經掌握自我毀滅能力的情況下，這場徹底的變革會走向何方。畢竟1789年的法國人打死也不會想到兩百年后的法國能將君主制和共和國作為自己共同認可的歷史記憶。但筆者知道，當啟蒙理性將一切特殊性絕罰出普遍主義的原則時，啟蒙終將走到自己的極限。現在歐美這些被壓迫的特殊性已經站了起來，決定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大洋彼岸的我們當然樂得圍觀，但也需要從中獲取經驗和教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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