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美國《對華白皮書》發表的原因是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開脫責任，并爭取輿論支持美國今后對遠東的政策。但是其效果適得其反，在國內引起的反對、批評意見多于擁護的意見，并且實際上開始了美國國內所謂“誰失去了中國”的辯論。

1、支持的聲音

支持的意見主要來自民主黨的主流派和一部分主張美國應退出中國內戰的輿論界。例如，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泰定斯認為，《白皮書》“針對現實”，“方向正確”。另外一些民主黨議員認為更大規模地更直接地干涉中國內戰，“為無法形容的輕率行動”，支持寄希望于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再顯身手”之說，認為這樣還可以“從目前困境中找到出路”。

但是在國會辯論中這派聲音很微弱。

一些有自由派傾向的通訊社、報刊，如美聯社、《紐約先驅論壇報》等基本上與政府的論調一致，認為目前剩下的唯一“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就是美國和“非共產主義力量”共同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而“對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世界非共產主義力量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因此他們鼓吹對整個東方要有“長遠政策”和“新的瞻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如費正清、裴斐等，從一開始就反對美國介入中國內戰，認為中國問題不是可以通過軍事手段解決的問題。他們支持《白皮書》的發表。

裴斐本人就參與了《白皮書》編輯和艾奇遜起草《附信》的工作，自不待言。費正清譽《白皮書》為“我們外交史上偉大的文件之一”。他認為這一文件一方面回答了指責美國政府，特別是馬歇爾扶蔣不力的批評；一方面從美國的戰略和根本態度上尋找在中國失敗的更加深刻的原因，發人深思。

他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犯了主觀主義，力圖用美國的“現代化民主”的面貌改造中國，結果發現自己支持的是“三流的官僚主義暴政”。他還認為《白皮書》所披露的事實說明美國的失敗不是某個決策者的問題，而是整個美國對外政策的“哲學基礎”和決策機構已經“不足以應付亞洲的革命力量”。

他說：

“我們不能硬說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不是中國人自決的表現；…把他們稱作外國代理人是中國公眾輿論所不能接受的。只要想想，俄國遠沒有像我們那樣投資20億美元來試圖影響最近的中國歷史，我們就很難證明說只有俄國人進行了干涉，而我們卻沒有。”

費正清認為美國需要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制定一項新的、“更有活力的”遠東政策，而《白皮書》的發表，有助于發動美國公眾就此事展開民主討論。

此外，在民間，也有一些人士和團體致書國務院表示支持《白皮書》的發表。這里舉一封比較有代表性的信可見一斑。寫信人是一名牧師，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過，二次大戰時又曾在駐華美軍情報部門工作。他于《白皮書》發表前夕，寫信給國務院，敦促其公布全部事實而不要加以沖淡，表示擁護國務院奉行的“勇敢”的政策。

他說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人正在開始了解中國的真相，證據之一，就是他最近在一家保守派的教會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中國的文章，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每一封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見，而這些讀者多數思想都是保守的。

這篇文章大意謂：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確有成績，對人民有吸引力。在幾十年來美國形形色色的“中國問題預言家”中，看來埃德加·斯諾和白修德等人比陳納德、蒲立德之流“令人不安地”更接近事實。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但是，無論如何，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義是不相容的，對美國是“危險”的。問題是如何更有效地反對它，靠軍事力量不行，必須依靠政治力量、宗教信仰，以及比共產黨做更多的好事來做到這一點。還可以把共產黨人變成“非共產黨人”。現在百分之九十的基督教傳教士決定留在中國是有重要意義的。最后，文章提出要在“一個新的、令人驚訝的環境中”以“維護個人自由的原則”“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最終較量”。

國務院在《白皮書》發表之后，給這位牧師一封回信，表示他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正受到“充分的考慮”。事實上，這篇文章的主導思想正好同美國政府“脫身”政策的主導思想相吻合，也可以說是代表了這種政策思想的一部分社會基礎。

2、反對的聲音

整個8、9兩個月間，美國國會內外圍繞著《白皮書》的發表及其內容頗為熱鬧了一陣。一批親蔣議員不斷發表講話和聲明；一些主要為共和黨所控制的報刊，如屬于赫斯特報系、霍華德-斯克里浦特報系的報紙以及《時代-生活》雜志、《世事》周刊，等等，都連篇累牘發表文章，與國會內的辯論相呼應。

這些文章常為國會議員所引用，并在其建議下納入國會記錄。此外，“院外援華集團”的人物也十分活躍，或寫信，或發表聲明，不一而足。其中意見比較集中、有代表性的是陳納德、柯爾柏、拉布等人以“美國對華政策協會”的名義，于8月29日發表的一項聲明，提出了三十幾項《白皮書》的“遺漏”和“錯誤”，以此證明《白皮書》并未透露全部真相，國務院政策“失誤”。

另外，周以德于8月19日曾作長篇發言，攻擊《白皮書》遺漏了1945年一位陸軍準將評論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件。這些批評的意見總括起來中心意思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不是國民黨腐敗所致，而是美國政府政策之過，是美國政策受了國務院內“左翼”的影響，這些人不是“瀆職”，就是“叛賣”，因而應予撤換。美國不應把中國局勢視為定局，而仍應大規模積極援蔣。這是總的調子。

批評者對羅斯福政府以來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重新提出指責，戰時史迪威與赫爾利的那樁公案也被重新翻出來。此時已經在野的赫爾利也發表聲明，題為《對一千頁白皮書的幾點意見》，指責當年被他解雇的美國駐華使館人員為“親共分子”，而現在這批“親共分子”就是《白皮書》的起草者，云云。他的這一聲明在國會內得到很多呼應和支持。

總之，這一連串的叫囂充滿了反共狂熱，把中國革命視為洪水猛獸。

有人說：“中國的陷落可能證明比一顆原子彈還有決定意義。”

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從一開始就“不惜一切代價”幫助國民黨用武力消滅共產黨。最奇怪的邏輯是，這些人認為美國如果這樣做了，就是實行了不干涉內政；而如今美國援蔣還沒有到“不惜一切代價”的地步，卻是“干預了中國內政，阻止了中國人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是我們的行動，而不是他們（指國民黨）的行動，造成了共產黨控制大部分中國的局面”。

不明情由的人聽到此話一定會以為美國戰后的大量軍事、經濟援助都是給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此一例也可以說明美國有些政客的思維邏輯之顛倒、荒唐。

這些批評者肯定了艾奇遜誣蔑中共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服務”之說，認為艾奇遜終于承認這一點，值得嘉許，但是仍嫌《白皮書》對“中國共產黨的動力來自外國影響”未提供更有力的材料。他們抓住艾奇遜《附信》中所說美國政府將“鼓勵中國一切以推翻外來羈絆為目的發展”。

這句話，提出各種增加對中國反共力量軍援的議案。發表《白皮書》的初衷之一是為美國“脫身”作準備，至少暫時不擬再增加新的援助，而其結果卻適得其反，7500萬美元用于“泛指的中國地區”，就是在這一輪辯論中通過的。

《白皮書》的制定者與這些抨擊者的真正分歧不在于反共程度如何，而在于前者承認美國力量有一定限度，有所不能；而后者狂熱地迷信美國金錢武器萬能，拒絕承認失敗的現實。艾奇遜后來回憶說，他在《白皮書》的《附信》中所得出的結論，“對那些相信美國無所不能的人是難以下咽的。對他們說來，凡是目標沒有達到，就只能以瀆職和叛賣來解釋”。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實際上這場辯論也可算是半年之后麥卡錫主義出場的序幕。

3、同情共產主義的人的態度

美國還有一些人，根本反對美國以反蘇反共為其全球戰略的出發點，對于“冷戰”的加劇憂心忡忡，同時認為美國從一開始就不該介入中國內戰。因此他們不能接受《白皮書》為美國政府辯解的論點——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是美國不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而認為美國當初如采取明智的政策，原可以避免陷入目前的窘境。他們指出，《白皮書》主要是為了回答那些認為美國政府支蔣還不夠的指責，卻沒有回答另一方面的批評，即美國政府本來應該保持靈活立場，不向中國任何一種力量承擔義務，以便隨時適應中國局勢的發展。

《白皮書》所持論點說明美國政府還沒有吸取經驗教訓。這方面意見有代表性的是著名記者李普曼、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以及其他一些基本上屬于自由派的知識界人士。

李普曼指出，從戰時到戰后，幾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美國高級軍政人員都預見到蔣如果不聽從美國勸告改弦易轍，其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們也都知道蔣始終拒絕改革，但是美國仍然明知故犯，把自己與蔣的失敗事業拴在一起。

這猶如在賽馬賭博中把賭注下在一匹明知一定會跌倒的病馬身上，如今馬果然倒了，《白皮書》卻只在馬身上做文章，而不問下賭注的人是否明智。

那些主張大力援蔣者都以魏德邁的報告為依據，認為似乎早按魏的辦法去做，蔣政府就可以“得救”。其實正好相反，魏的解決方案除了先肢解中國（去掉東北），然后將其余部分置于美國的保護之下，別無他法，這是導致一個國家亡國的方案。

美國政策之失敗在于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獨家勢力范圍，把蔣看成是替美國看管中國主權的“管家”，美國對華外交的全部內容歸結為一點，就是勸蔣改革，以便能稱職地擔負起美國交付給他的任務。

結果美國把自己在中國的命運同蔣政府的“不光彩的命運”拴在一起，在中國人心目中，“反共主義，連同一切腐敗、無能和反動的屬性，變成了美利堅主義的同義詞”。

李普曼的結論是要美國政府不要推脫責任，而要從干涉中國內戰的失敗中認真吸取教訓，以便對待其他亞洲國家革命采取慎重態度。

關于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個重要借口一反對蘇聯，拉鐵摩爾有較透徹的剖析。他說，《白皮書》是想表明，政府在反蘇方面比之任何最激烈的共和黨人毫無遜色。在這一前提下，“美國已經在干涉中國方面盡道路之所極走到了最遠處”。

但是美國面臨的難題是俄國的不干涉，而不是俄國的干涉。拉鐵摩爾指出，美國進行了5年的干涉，花了30億美元，結果使自己在中國的影響和威望空前低落，而蘇聯的不干涉卻使它的影響空前高漲，這值得深思。現在艾奇遜還在鼓吹支持中國“擺脫外來羈絆”(指蘇聯)的努力，殊不可取。應該承認中國共產黨將會存在下去的事實，制定新的亞洲政策。

另外還有文章一一批駁了國務院的論點，指出美國政策固有的弱點是“堅持偏袒中國國民黨”，從來沒有真正調停過國共糾紛；美國實質上無視中國主權，但艾奇遜的《附信》中還要一再信誓旦旦地宣稱忠于“中國的獨立和行政主權”；以美國不能坐視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為支蔣的理由，也不能令人信服，既然美國能與蘇聯建立關系，為什么不能同樣與中共建立關系？

在當時美國的政治氣氛下，這方面的意見被淹沒在那些甚囂塵上的援蔣派的吵吵嚷嚷之中，對美國政府政策起不了什么影響。直到一二十年以后，美國國內要求改變對華政策的輿論又開始上升，重新評價杜魯門時期的對華政策才又提上日程。

有一些學者再次對《白皮書》進行評論。有人重新提出李普曼的論點，認為“《白皮書》的主要問題在于它問題就沒有提對，更不用說回答了”。

應該提的問題是：“這樣一項顯然沒有希望的政策為什么從一開始要試圖貫徹呢？”

另外還有人指出，《白皮書》略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就是那些足以說明美國和中共曾經有過良好的機會建立關系的文件。就是說，曾經有一度，美國決策集團考慮過比后來靈活得多的政策，中共領導人也曾表示過愿與美國建立良好關系。有人并認為，《白皮書》的編排方式與艾奇遜的外交辭令歪曲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如果美國處置得當，中共不一定會倒向蘇聯。

總之，《白皮書》是一部美國政策失敗的記錄和辯護書，有它坦率的一面，也有不坦率的一面。總的意圖是要說明美國政府對這一失敗沒有責任。對這一論點，中國和美國的各個方面基于不同的理由，都不能接受。

更主要的是，從《白皮書》所反映出來的主導思想來看，美國政府并沒有認真吸取教訓，并沒有改變其念念不忘干涉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內政的政策觀念。

《白皮書》的主要編輯人之一巴特沃思在一封信中說：

不論眼前的利害如何，也不論今天或明天可能刮起的政治風向如何，這樣一份文獻記錄可能證明是有教益的，它可以幫助我們處理今后幾十年中，不管我們是否愿意都會碰到的，對不僅是遠東地區，還有世界其他地區進行干涉所引起的問題。

但是證諸以后美國對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干涉的歷史，美國當時從這里面吸取了多少教益，是值得懷疑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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