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肯尼迪：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衰

英國治下的和平（1815—1859年）

如果說英國在歷史上曾經有某個階段統治過海洋的話，那就是在拿破侖最終戰敗后的60 多年里了。勞埃德教授指出，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英國的海上力量發揮了更廣泛的影響，比以往任何一個海洋帝國的影響都要廣泛”。這種影響力是如此之大，在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于挑戰，以至于當時和后來的人們都稱之為“英國治下的和平”。縱觀整個歷史，僅有的能與之相提并論的是羅馬帝國對于文明世界長達數個世紀的統治。現在輪到西北歐島國的人民把自己的統治強加給世界了，這就是所謂“英國治下的和平”。這一表述給人一種雙重印象，一是在皇家海軍有效而堅定的監督下，各國進入了一個長時間的和平穩定期；二是英國成了一個具有壓倒性力量的強大國家，其他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它。

這兩種印象都不完全正確，但也都包含了一定的正確成分，因此這樣的總體描述被人們普遍接受。一個世紀或更久之后，當人們發現英國作為世界上超強國家的地位，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徹底程度上都明顯比不過古羅馬的時候，或許我們才能用更均衡的眼光來審視這一現象。19 世紀的詩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聲稱，英國主宰地球命運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這種觀點現在尤其需要受到更為嚴格的審視。這一切都完成后，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只是在某種條件下，才會出現所謂的“英國治下的和平”，因為構成一個國家在世界上地位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積極的和消極的因素，在19 世紀的前四分之三個世紀結合在一起，互相抵消，最終產生了對于英國非常有利的局面。

這些因素是什么？首先值得研究的是積極因素，以便驗證這樣一種觀點，即英國在世界事務中的統治地位僅僅是當時的一種幻覺，是一個“歷史神話”。不過，在本章和下一章前半部分所討論的年代，可以公正地說，英國是當時世界上僅有的真正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在商業、運輸、保險和金融領域都占據著巨大的優勢，而且在大部分領域還在不斷增強勢力；英國擁有有史以來最廣闊的殖民帝國，而且這一帝國的規模在這個世紀還將成倍擴大；盡管偶爾出現恐慌，但英國的海軍實力和潛力幾乎無人可以挑戰。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維持了這種統治地位，維持了英國的和平，而國家每年的國防開支僅為每人1 英鎊甚至更少—相當于國民收入的2% 至3%。以如此低的成本獲得世界統治地位，實屬罕見。

英國在19 世紀的特殊地位源于其工業革命，也源于在1815 年其歐洲的主要對手在一系列漫長的戰爭中被其擊潰這一事實。在這些戰爭中，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的經濟被削弱，其殖民帝國被蠶食，海軍力量被摧毀，而英國—除了1776—1783 年的特殊情況之外—卻一直由弱變強。“在這個世紀斷斷續續的戰爭中，只有英國贏得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未能得到的巨大勝利：在歐洲列強中，只有英國幾乎壟斷了海外殖民地，也幾乎壟斷了全世界的海軍力量。”英國崛起成為世界霸主的整個過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因果相生的范例。英國海軍在18 世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使英國商人在海上貿易中占據了絕大部分份額，而海上貿易本身又刺激了工業革命；這反過來又為英國持續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使英國成為一個新型國家—當時僅有的真正的世界強國。工業化不僅進一步提升了英國在商業、金融和航運領域的支配地位，還大大提升了其經濟潛力，從而鞏固了其海軍霸主地位。

而且，這僅僅是個開始：1815 年至1870 年期間，英國在工業、商業、金融業和航運領域全面開花。通過工業革命，這一島國從“店主之國”變成了“世界工廠”。這兩種說法盡管都不盡準確，但都概括了不同時代的觀察家眼中英國最顯著的特征。在19 世紀中葉，人們肯定認同“世界工廠”的說法，當時英國生產了世界上約三分之二的煤炭、約一半的鐵、七分之五的鋼、五分之二的五金制品和約一半的棉布商品。1815 年后，盡管英國并未忽視歐陸，但它與熱帶地區的貿易迅速增長：拉丁美洲、黎凡特、非洲、遠東和大洋洲被納入了以倫敦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圈內，而至于北美、印度和西印度群島，倫敦則早已與其建立了聯系。在這一國際貿易蓬勃發展的時期，特別是在1840 年至1870 年間，除了純粹的工業貿易外，英國還在許多方面從中受益。事實上，在19 世紀晚期，倫敦人作為投資商、銀行家、保險商和托運人的地位比作為商品生產者的地位更為突出。工業化向歐陸和北美的擴展，以及熱帶地區新市場和原材料來源的開辟，主要都是由倫敦提供資金的。英國海外投資的回報從1847 年的1 050 萬英鎊上升至1887 年的8 000 萬英鎊；到1875 年，英國的海外投資額超過10 億英鎊，所獲得的利息被不斷注入新的或舊的投資領域。英國在航運方面的優勢是巨大的，因為它已經完全取代荷蘭成為世界主要航運商，獲得了另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在19 世紀前半葉，通過以蒸汽動力取代風帆動力（這也是英國早期工業化的另一項優勢），英國擺脫了美國的挑戰，到1890 年，英國商船的注冊噸位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由于還可以出口煤炭，從而在駛向國外的航程中賺取收入，因此與外國競爭對手相比，英國商船享有明顯的優勢。這規模龐大的船隊全部在倫敦投保，“勞埃德船級社”在那里已取得了獨占的地位。倫敦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各方面的中心：私人和國家的貸款在這里申請，貨幣在這里兌換，保險在這里安排，商品在這里買賣，船舶在這里租用；從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到上海，從舊金山到新加坡，處理這些事務的外國分支機構和代理辦公室紛紛設立，加強了集中化的趨勢。最后，不難想象，英國在某一領域（如保險業）的先進地位維持并加強了其在另一領域（如航運業）的優勢，而且二者通常是相互促進的。

也許更令人矚目的是，英國采用了一種革命性的商業交換制度—自由貿易，并成功說服許多其他國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效仿這一制度。重商主義理論認為，壟斷和國家權力可以創造財富，這正是之前兩個世紀里英國擴張背后的意識形態動力，而亞當·斯密、李嘉圖及其學派的追隨者拋棄了這種觀點。對某些人來說，英國在恰好有能力以重商主義的方式取得壓倒性勝利之際如此逆轉政策，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對自由貿易者來說，這純粹是一種常識。英國依賴于不斷增長的世界貿易，而且是越多越好。此外，由于英國擁有強大的工業優勢、龐大的商船隊和金融專業知識，它尤其適合從更多的商品交換中獲益；而嚴格的重商主義態度只會迫使其他國家在關稅壁壘下更快地建立自己的工業，從而打擊國際貿易。既然拿破侖已經戰敗，這一理念就可以充分發揮作用了。因此，英國降低了關稅，廢除了《玉米法》和《航海條例》，對殖民地的態度也更加寬松。后來，科布登（Cobden）和布賴特（Bright）認為，自由貿易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它給人們帶來繁榮，確保國際關系友好，防止戰爭。然而，其他國家的人并不那么相信這一點，他們懷疑，英國人發現重商主義對自己不再有利時，就會將其拋棄。正如一位德意志經濟學家在1840 年所說的那樣：“當一個人到達了偉大的高峰［即工業化］時，他就會踢開梯子，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聰明做法。”在他們看來，自由貿易不過是英國維護經濟主導地位的一種措施。然而，包括法國在內的許多西歐國家都部分地聽從了科布登的教導，世界貿易蓬勃發展；僅在19 世紀50 年代，世界貿易就增長了80%。許多公司、個人和國家都從這一趨勢中獲益，但其中主要的贏家還是英國。

由于“貿易、殖民地和海軍”這一戰略和經濟三角關系中的一個角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至少從外在看起來如此），其他兩個角也要受到影響—事實上也是如此。英國對擁有殖民地的總體態度和皇家海軍（一直是國家政策的工具）在海外事務中的總體角色都發生了變化。然而，這又是一次風格上的改變而非實質上的改變：也就是說，1815 年后，大英帝國和海軍政策的轉變（就像自由貿易一樣）只是因為它順應了整個國家的發展。實質上，英國的“永恒利益”—帕麥斯頓首相喜歡這樣稱呼它—依然如故：繁榮、進步與和平，其中和平須以光彩的方式贏得。現在所發生的一切都意味著，通過更新的政策可以更有利地實現這些目標。

在帝國領域，英國工業和經濟理論革命所造成的注定結果是英國對維持龐大殖民帝國的興趣減退。然而，歷史學家們在1815—1870 年所宣稱的“反帝國主義”，只能代表公眾對正式控制海外領土的態度。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們認為，在世界市場和原材料向每個人開放的時代，控制大量海外領土沒有什么意義；用迪斯累里的話說，管理和防衛海外領土的費用簡直就是英國納稅人脖子上掛的“磨盤”。他們運用一系列非常適合功利主義思維的損益計算方法，得以說服其他人相信，如果不刻意增加海外殖民地的面積，而是鼓勵其自行管理，那么這對整個國家來說會更有利；畢竟，自1783 年以來，英國與美國的貿易額已經翻了好幾倍。但像赫斯基森（Huskisson）、韋克菲爾德（Wakefi eld）和格雷等自由貿易的提倡者，他們并沒有主張從世界舞臺上讓出地位、收縮和退出，而是認為當一個完整的全球市場向他們自己這個得天獨厚的國家開放并供其開發時，這會帶來很高的利潤、影響力和聲望。韋克菲爾德一再呼吁：“整個世界就在你們面前。”這些人提出此類主張的動機并不是他們認為擁有海外殖民地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而是他們認為擁有海外殖民地既會產生巨大消耗又多余。

在這一切的背后，是蓬勃發展的工廠日益增長的需求，尤其是紡織業，其產量遠遠超過了國內市場和舊帝國的消費能力。因此，英國商人轉向開拓和發展“一系列新的、不成熟的、不在大英帝國版圖內的地區—東南亞、巴西、阿根廷、非洲西海岸、澳大利亞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西海岸”。 因此，一種被稱為“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或者說是一種態度，逐漸興起。 所謂“ 帝國的正式領土”并不受歡迎—盡管19 世紀英國撤出殖民地的例子非常少—相反，人們更歡迎商人、金融家、領事、傳教士和海軍軍官所施加的非正式影響。對于西非酋長領地、拉丁美洲新獨立的共和國、伊斯蘭世界的蘇丹國和東方日漸衰落的王國來說，與英國貿易帶來的商業利潤這根“胡蘿卜”，以及皇家海軍巡洋艦或炮艇偶爾帶來的“大棒”，都是相當大的驅動力。在美國和其他“白人”定居的殖民地，社會風氣良好，政治穩定，在這些地方，“大棒”是不需要的，在政治上也是毫無意義的；而在其他地區，英國則要展示和使用“大棒”，因為英國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對外商業的維持和發展。只看地圖上被涂成紅色的地區（即英國的海外領地），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做法，因為英國近70%的移民（1812—1914 年）、60% 以上的出口額（1800—1900 年）和80% 以上的國內資本（1815—1880 年）都流向了帝國的正式領土以外的地區。

然而，如果忽視海外領土的重要性，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英國在熱帶地區的制海權有賴于一系列遍及全球的戰略基地，并依賴從這些基地施加的影響力。與19 世紀末或20 世紀初的大英帝國全盛時期相比，1815 年的這些海外領土顯得相當渺小和無足輕重，它們包括加拿大部分地區、印度部分地區、新南威爾士以及一系列島嶼和沿海定居點。然而，我們不能輕易忽視最后一組領土。在海外領土如此容易獲得、陸地交通如此不便、國際商業發展如此迅猛的時代，地理位置優越的基地對于擁有它們的國家來說具有巨大的價值。仔細觀察這一連串的島嶼和定居點，會發現它們包含了世界海路運輸線上大多數最重要的戰略港口；用費舍爾將軍后來的話說，它們是鎖住全球的“ 鑰匙”。英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清醒思考反映在其與法國斗爭的過程中獲得的海外領土上，英國對這些領土的占領在 1814—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上得到了確認。其中，黑爾戈蘭島、馬耳他島和愛奧尼亞群島加強了英國對北海和地中海的控制，同時也為英國提供了更多的基地，使其能夠在未來更有效地封鎖大陸。更重要的是那些在通往印度和東方的日益重要的航線上獲得的領地：在大西洋沿岸，有岡比亞、塞拉利昂和阿森松島；在南方，有開普敦—這也許是海權時代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在印度洋，有毛里求斯、塞舌爾群島和錫蘭；再往東，有馬六甲。在西印度群島，有圣盧西亞和多巴哥，南美洲還有圭亞那。正如格雷厄姆教授評論的那樣，“ 英國現在在世界各大洋都擁有一個便利的基地”，只有太平洋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擴張領土的步伐并未就此停下；甚至在1815 年之后的“反帝國主義”年代，英國還選擇性地吞并了其他一些地方。正如一位專業人士所說的那樣：在19 世紀不斷困擾英國的以商業為目的的領土擴張計劃中，英國最不反感的是奪取島嶼和轉口港的計劃，這些計劃的目的是在人口眾多的廣闊地區建立由英國控制的商業中心。而當這些戰略要地擁有良好的港灣和可防御的陣地，同時也可作為海軍基地時，不愿支付額外開支和承擔守土之責的國家當局的阻力也會相應減少。

因此，1819 年，英國接管了新加坡，從而控制了從西邊進入南海的大門；1833 年，占領了荒涼的福克蘭群島（馬爾維納斯群島），該群島能俯瞰通往合恩角的航線；1839 年，占據了亞丁，從而扼守住了進入紅海的南部入口。在19 世紀末，英國又相繼占領了拉古什、斐濟、塞浦路斯、亞歷山大港、蒙巴薩、桑給巴爾等基地，盡管這些可能都不如早期獲得的基地重要。不過，皇家海軍的優勢和英國商業的擴張需求使得獲取這些戰略要地都既容易又合乎需要，而擁有這些戰略要地本身又強化了這種優勢，并進一步增加了經濟增長的機會；貿易、殖民地和海軍這相互支持的三角關系再一次為英國帶來了好處。

這些基地中的大多數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絕大多數都是出于海上控制的因素，即使是后來占領的基地也不例外：例如，占領塞浦路斯是為了牽制俄國，而拉古什和桑給巴爾的基地則分別供在西非和東非海岸巡邏的海軍分艦隊使用。在占領這些基地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出現所謂“不情愿的帝國主義”的跡象，也沒有任何明顯“漫不經心”的情況。因此，在滑鐵盧戰役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占領這些基地的行動與英國更具“大陸”風格的其他領土擴張形成了鮮明對比，例如占領印度的大片土地、五大湖區以西的加拿大土地、開普敦背后的廣袤腹地，以及占領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未開發地區的行動。在這些地區，白人定居者對土地的渴求，以及讓總是“搖搖欲墜”的邊疆穩定下來的軍事需要是擴張的主要動力，而貿易增長所提供的動力則小得多，完全不符合海軍部的戰略要求。就面積、貿易額和人口而言，印度和未來的白人自治領是帝國皇冠上最耀眼、最引人注目的寶石；但就實際的海上力量而言，它們幾乎沒有什么可提供的，實際上是戰略上的負擔，因為（除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外）僅靠皇家海軍是無法保衛它們的。然而，在19 世紀初，這在北美以外地區并不是一個尖銳的問題。

“英國治下的和平”的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方面是海軍本身。皇家海軍在與拿破侖的長期戰爭中得到了長足發展。1815 年，皇家海軍的陣容十分龐大：擁有214 艘戰列艦和792 艘各類巡洋艦。11 然而，當時皇家海軍的許多戰艦已經失去了作戰能力，而且即使是英國也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同時維持100 艘以上的戰列艦同時服役。反正法國的挑戰已經失敗，就不需要再維持如此龐大的海軍了，況且出于經濟方面的原因，海軍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來自財政部和整個國家政壇要求其厲行節約的壓力，因此海軍部建議在和平時期保持大約100 艘戰列艦和160 艘巡洋艦的規模，這支力量足以同時抵御任何其他兩個海軍強國。雖然艦隊的大部分艦只，包括其中的86 艘戰列艦，在平時都會被閑置一旁，但人們很快就認識到，即使是這一計劃也過于樂觀了。盡管在1814—1820 年，皇家海軍報廢或出售的軍艦超過550 艘，但仍有太多老舊無用的船只；同時，窘迫的海軍造船廠也無法落實更換計劃，以使海軍保持滿員狀態。無須修理即可服役的戰列艦從1817 年的約80 艘減少到1828 年的68 艘，到1835 年進一步減少到58 艘。小型船只減少的幅度甚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