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消息稱，美國總統特朗普向日本首相石破茂提議采購第六代戰斗機F-47，以及仍只存在于口頭的F-55戰斗機，這個罕見表態引發了外界輿論的廣泛關注。

外界普遍認為，美國此舉正是為了誘使日本放棄參與歐洲六代機項目。美國媒體甚至指出，以歐洲和日本的技術水平，即使研制出六代機也無法匹敵中國和美國。

美國軍事觀察雜志網站報道稱，特朗普向日本推銷的先進戰斗機幾乎都是破天荒的。不僅包括從未出口過的F-22，還有第六代戰斗機F-47，以及特朗普最近才在口頭上創造F-55，即“雙座型F-35”。這種前所未有的“慷慨大方”，引發了輿論廣泛關注。

另一方面，日本當前正在緊鑼密鼓地與英國、意大利展開第六代戰斗機的合作開發計劃，又稱為全球空中作戰計劃（GCAP）。在5月21日開幕的東京防務展上，GCAP戰斗機的模型進行了公開展示。為此，日本航空產業振興株式會社與英國BAE系統、意大利萊昂納多公司還將在今年成立合資公司，試圖在中美以外開辟研發六代機的第三條道路。

然而，日本試圖撇開美國與歐洲聯合搞新一代戰斗機，也惹惱了美國當局。關鍵原因，就是日本一直都是美國戰斗機出口市場的最大客戶之一。從F-4、F-15到F-35，日本都是最積極的采購大戶，特別是日本先后裝備了220架F-15J，比其他所有F-15出口客戶的裝備總數還多。不僅如此，日本當年還曾經主動要求購買F-22A“猛禽”戰斗機，哪怕F-22A的造價極為昂貴。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研發第六代F-47隱身戰斗機也需要考慮未來的出口，以攤銷天文數字的研發經費，而日本正是最有可能購買F-47的客戶。如果日本自己跑去搞了另一種第六代戰斗機，必然將嚴重影響F-47的出口可能性，無異于危害了該機降低成本的前景。

美刊指出，日本盡管一直都是美國戰斗機的最大客戶之一，但是也不斷嘗試自行開發新型戰斗機。多年以前，日本就開始籌備國產隱身戰斗機（五代機）的計劃，但由于日本航空工業在該領域缺乏經驗，日本隱身機計劃必須依賴美國的支持。事實上，當年日本F-2戰斗機嘗試走本土化的道路，就是因為美國的制約演變成了F-16的變形版。

美刊認為，雖然日本在2022年12月宣布與英國主導的“暴風雨”計劃合并，改名為全球作戰空中計劃（GCAP），但是日本和英國、意大利在五代機領域同樣都缺乏經驗。甚至作為第三、第四代戰機，歐洲曾經開發的“狂風”和“臺風”戰斗機，也被認為在那個時代遠非屬于“有競爭力”的飛機。因此，日本放棄與美國的合作，轉向與歐洲聯合開發新一代戰斗機，只會導致日本未來戰斗機部隊在全球地位的大幅下降。

正是由于缺乏經驗和技術的原因，日本和歐洲開發的全球空中作戰計劃（GCAP）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近期有報道稱，日本政府內部已經出現擔憂，即GCAP計劃不太可能實現2035年正式推出戰斗機的目標。

面對當前的一系列發展挑戰，英國和意大利越來越傾向于將戰斗機服役日期推遲到2040年代。不僅是GCAP計劃，法國、德國和西班牙正式實施的“未來空中作戰系統”（SCAF）項目也正在考慮將服役日期推遲到2050年代。這樣一來，歐洲的兩種六代機計劃將比中美第六代戰斗機（預計2030年代投入使用）預期服役時間，分別落后了10年和20年。

美刊更加不客氣地指出，比服役時間落后更糟糕的是，歐洲六代機的真實技術水平也落后于中國和美國。簡單來說，以歐洲目前衰退的航空工業能力，以及缺乏隱身戰斗機經驗的先天缺陷，理論上就不太可能在同一時間開發出能與中美競爭的戰斗機。中國和美國擁有完全不同和更大規模的技術研發能力，以及更大的工業基礎，這導致中美兩國戰斗機性能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美刊甚至暗示，前不久殲-10CE打敗“陣風”的戰例，也證明了中美四代機與歐洲國家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更不用說中國和美國在第五代戰斗機方面的領導地位，而歐洲至今還搞不出五代機。

為此美刊認為，對于日本自衛隊來說，F-47是一種更有利的戰斗機，因為F-47不僅可以比歐洲六代機更早投入使用，而且技術風險低得多，同時可提供更優越的性能，包括更大的航程。同時，日本進口美國六代機也有利于解決日美兩國貿易順差的問題，同時可以與駐日美軍戰機部隊實現更大范圍的互作性。

但是筆者卻想提示一點，F-47雖然被吹噓優于歐洲六代機，但是F-47同樣也屬于紙面上的東西，與中國已經試飛的兩款六代機不能同日而語。美國人嘲笑日本和歐洲的六代機要在2040年代才能服役，但是美國的六代機能否在2030年代搞出來，也是令人懷疑的。（作者：陶慕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