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過?語言?構建?世界?，為避免因種族、性別、地域、生理缺陷、宗教信仰、政治觀點及派系差異產生歧視，已形成嚴格話語體系，如用“嫌疑人”替代“罪犯”、“智力障礙”代替“弱智”等。然而?，部分基層民警執法時仍?存在語言歧視問題，如稱失足女為“雞”，稱外來務工人員為“江北人”“土包子”等。2005年，深圳某?派出所為?震懾?犯罪分子?，懸掛“凡舉報河南籍團伙敲詐勒索犯罪破案獎勵500元”的?橫幅?就是?典型?的?執法偏見，且有地域歧視之嫌。警察本應客觀中立執法，此類“語言軟暴力”會破壞執法公正，傷害警民關系。

2004年，公安部在全國公安機關大練兵活動中提出要解決警察執法中“說不過、追不上、打不贏”的問題，其中“說不過”凸顯了部分警察在執法說理方面的不足，如?部分民警政策法律水平欠缺，難以清晰闡述道理；或缺乏問題分析能力，無法條理清晰地說明問題；亦或語言藝術不足，難以有效表達觀點。警察在警務活動中，需向當事人宣布依法決定并陳述理由，以說服對方。此過程需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展現公安機關對事實的認知與判斷。但當前執法中，部分民警對法律法規理解不透徹，口頭表達缺乏邏輯，語言生硬，難以將法律術語轉化為通俗語言，遇當事人反駁便難以應對，甚至引發沖突。

部分民警在執勤執法時，語言使用過于隨意，未能嚴格遵循相關法律規定進行表述，其言語中法律內涵匱乏，全然不見法律應有的嚴肅、莊重，在交通警察和治安警察處理簡易案件時尤為突出。民警?在要求當事人出示機動車駕駛證、行車證時，往往只是簡單地伸手示意，并隨口一句“拿本來！”；在口頭傳喚當事人時，也不使用規范語言表明身份、明確指出當事人違法行為名稱以及接受詢問的地點，而是粗暴地說“到派出所去！”；甚至在治安調解時，也常隨意解釋法律條款，誤導當事人。近年來，不少纏訪纏訴的信訪案件，正是源于初次處理民警的隨意承諾、解釋與決定。

警察在執法活動中，應?依法告知行政執法當事人、刑事犯罪嫌疑人相關權利。權利告知程序是公安機關執法的必經環節，更是衡量執法規范化程度的關鍵標尺。然而，現實執法里，部分民警往往?對此?敷衍了事。他們或是含糊其辭，讓當事人聽得一頭霧水；或是簡單走過場，對具體內容不做任何解釋；更有甚者，將告知內容預先寫入筆錄，實際卻未向當事人說明，致使權利告知程序淪為形式。例如，行政處罰法規定當事人對吊銷許可證、證照及較大數額罰款等處罰有聽證權，但普通群眾對“聽證”內涵知之甚少，警察告知時不解釋，當事人面對“是否要求聽證”時，幾乎都無奈放棄法定權利。

上述?問題?，一方面源于?長期忽視民警言語表達。學校教育輕口語訓練，考核重書面；警察招錄面試對口語要求不高，民警自身對執法口語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說清楚即可，不講究規范及效果，且各級培訓中針對執法言語表達的內容缺位，民警缺乏自我訓練，表達效果欠佳。另一方面缺失?用語規范標準。執法規范需先制定標準，但公安機關目前無統一執勤執法用語規范標準，地方雖有探索但缺乏系統全面規范。此外，已制定的單個警種用語規范存在不適用的弊端，如《交通警察道路執勤執法工作規范》中的用語規范，因忽視口頭表達的簡潔上口性，在實踐中遭民警詬病抵制。

警察執勤執法用語的規范使用，直接體現了警察隊伍素質，關乎公安機關的執法質量、形象與效果。為?規范警察執勤執法用語，將言語表達能力訓練列入警察培訓科目，領導和主管部門要重視，提出目標，讓民警掌握行業言語表達技巧，且民警言語形象與思想觀念、文化素養相關，需提高其整體文化素養，構建科學合理的崗前與在職執法口語訓練體系。制定具體可行的執勤執法用語基本規范，借鑒其他行業經驗，出臺模式規范與原則規范，明晰不同警種、環節的言語標準，對特定環節制定剛性模式規范，無法制定的則制定原則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