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留守兒童群體是特殊的，但他們的健康成長不該被“與父母的距離”影響。近年來，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多維度護航農村留守兒童健康成長——

陽光普照“山里的種子”

“手機里的媽媽總是說‘聽話’，可我想問她，你知道我現在長多高了嗎？”四川省三臺縣某村一名12歲留守兒童的作文，揭開了農村留守兒童的情感裂痕。

農村留守兒童，是在我國大規模人口流動背景下，受城鄉戶籍及勞動力市場分割等因素影響而產生的社會群體。2016年2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2023年8月教育部發布的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是1550.56萬。

農村留守兒童如同“山里的種子”，蘊含著蓬勃的生命力與無限的發展潛能，但深埋于土壤中，等待破土而出、茁壯成長。長期以來，受監護缺位、心理創傷、環境安全風險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些“山里的種子”的成長之路并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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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分離的創傷童年

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軌跡，往往始于一場無奈的“離別”——父母外出務工，將他們托付給年邁的祖輩。

《中國兒童福利與保護政策報告2019》顯示，96%的雙親外出兒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監護。隔代監護即意味著隔代教養，這種親子分離、打破傳統家庭模式的教養方式，帶來的隱患是多方面的。

“這種教養模式往往呈現‘重養輕教’的特征，祖孫代溝等均容易形成‘引導真空’，進而影響孩子們的社會適應。”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志軍在其論文《隔代教養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性的影響》中指出。

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更容易被忽視，更容易出現抑郁、焦慮等消極情緒。2021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發布的《鄉村兒童心理健康調查報告》顯示，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風險更大，其抑郁檢出率為28.5%，高于非留守兒童。

農村留守兒童的安全讓人擔憂。在鄉村，成年人的看護、引導與監管不到位，特殊經營場所的管理漏洞等，都加大了農村留守兒童受害的可能性。

在重慶市云陽縣，一個案例令檢察官張揚心痛：初一學生小帥的父母外出務工，他由爺爺奶奶撫養。他雖成績優異，但沉迷網絡。他12歲那年的除夕夜和第二天，爺爺兩次在網吧找到他并責打。當天下午，小帥被再次發現上網后，回到房間自殺。

2023年，貴州省遵義市紅花崗區年僅13歲的小萍在外面玩耍時，被66歲的鄰居彭某用零食哄騙到家中實施了猥褻，奶奶發現小萍不對勁后報警。小萍的母親早已離家出走，父親常年在外務工，精神發育遲滯的她一直和奶奶在農村生活。

農村留守兒童，還容易誤入歧途、走上違法犯罪道路。2022年初，浙江省德清縣的男孩小凱因缺錢，和社會人員一起去“拉車門”盜竊。據調查，小凱是由爺爺奶奶帶大的，他自小不愛學習，高中沒讀完便步入社會。最高人民法院數據顯示，2021年—2023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為留守兒童的案件占比達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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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填補家庭監護空隙

農村留守兒童群體是特殊的，但他們的健康成長不該被“與父母的距離”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孩子們成長得更好，是我們最大的心愿”。如何填補監護空隙，給農村留守兒童健康成長營造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檢察機關不斷延伸司法保護觸角，促推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六大保護”形成合力，特別是針對大多數農村留守兒童的家長不想管、不會管、因外出務工等原因“管不了”等家庭保護問題，結合辦案實際情況制發督促監護令，針對性督促、引導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

在西藏自治區曲松縣，一份督促監護令改寫了一個孩子的命運。14歲的小米是典型的農村地區留守兒童，在父親意外離世后，他與年邁多病的爺爺奶奶相依為命，母親則一直處于失聯中。但是，爺爺長期臥病在床需要照料，小米自己也因患病經歷兩次大手術，家庭經濟陷入困境。2023年6月，曲松縣檢察院接到小米奶奶的情況反映后，經過多方走訪，終于找到了失聯多年的小米母親，并向其發出督促監護令，要求其認真擔負起監護責任。經過承辦檢察官多次釋法說理，小米母親終于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定期探望小米并給付撫養費。

近日，在湖北省南漳縣，由人大代表和檢察院、教育部門、文旅部門工作人員組成的“護苗聯盟”，借力“送戲下鄉”惠民演出，將法律知識融入戲曲故事，并邀請戲曲演員和同學一同參與法治問答活動。

做好普法教育，將危險預防機制前移。檢察官們相信，法治知識會幫助孩子們長出“鎧甲”。據了解，檢察機關不斷推進法治副校長實職化履職，最高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3）》顯示，已推動全國4萬多名檢察官在近8萬所中小學校擔任法治副校長。針對農村留守兒童法治教育，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檢察院檢察官與果農合作，在荔枝林開設“田間法治課”，孩子們紛紛圍觀，學習法律知識。湖北省南漳縣檢察院檢察官與人大代表、社會組織人員組成“護苗聯盟”，定期送法進村，為農村留守兒童演繹防性侵情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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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候鳥”不再孤單

近日，“熊貓未士·綠芽”未檢團隊走進四川省三臺縣鄉村工作站開展法治教育活動。

農村留守兒童的保護從來不是“獨角戲”，而是多方合力共繪同心圓。

為強化學校保護，最高檢積極配合、推動教育部下發《關于推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工作的通知》《關于做好校外培訓機構從業人員準入查詢工作的通知》，進一步推開入職查詢制度。針對輟學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最高檢聯合教育部印發《關于建立涉案未成年人控輟保學協作配合機制的意見》。為更好建立未成年人社會支持體系，最高檢著力推動《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范》國家標準貫徹落實。這些制度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構筑起堅實屏障，特別是農村留守兒童，作為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體，更是從中獲得了切實保障與關懷。

在多部門支持下，各地檢察機關積極繪就保護農村留守兒童的同心圓。除了常態化開展進校園普法活動，檢察機關將目光投向了社會教育力量。比如，福建省福州市檢察機關將福建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的“木棉課堂”公益實踐項目與普法教育結合，該校師范專業的大二、大三學生利用寒暑假，以“準老師”身份走進鄉村小學，給鄉村孩子提供法治教育。

江西省檢察機關聯合該省教育廳、衛健委開展“法治心育進千校”活動，攜手300余名心理咨詢師，深入1000余所農村留守兒童集中的中小學校開展“生命教育”“預防校園欺凌”主題宣講。

創新科技和舉措，讓守護突破山河阻隔。浙江省杭州市檢察院開發“未成年人檢察e站”小程序，涵蓋涉未成年人案件線索舉報、法治宣傳、未檢品牌展示等功能，并在部分中小學校、司法社工組織、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實踐基地等設立線下實體站點40余個，努力打造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平臺。在云南省龍陵縣，跨部門聯動開發的留守兒童數據庫，通過智能算法篩查風險，2024年已預警43起監護失職案件。江蘇省東海縣檢察院更是推動實施涉案留守兒童父母“歸巢工程”，對于想回鄉自主擇業的家長，由相關單位在職責范圍內提供扶持措施。截至2024年底，已有70名涉案留守兒童的家長回到本地就業，相關留守兒童再次違法犯罪率為零。

有多部門多舉措的關愛，那些散落在山間的“小候鳥”不再孤單。

廣西壯族自治區蒙山縣的農村留守腦癱兒童小謝，用顫抖的手畫下“會飛的輪椅”；陜西省華陰市曾因家暴輟學的農村女孩，成了校園普法“小喇叭”……

這條守護之路，仍需不斷向前。“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離不開全社會的共同關心與呵護，在這一過程中，強化‘家校政社’協同機制尤為關鍵。”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南昌師范學院體育學院院長程麗芬建議，進一步貫徹落實兒童主任職責，借助專項立法、財政支持、智能監測等手段精準發力，著力攻克農村留守兒童情感缺失、教育斷層、監護缺位三大難題。

資深社會工作者、北京市中鼎社會工作事務所主任蘇峰認為，農村留守兒童受侵害問題根源在于家庭—學校—社區系統功能失調與社會支持網絡斷裂。因此，需要進一步探究重建監護能力、心理安全屏障、社區聯防網絡，“探究開展祖輩監護人急救、防侵害培訓，建立‘兒童主任’定期家訪制度，構建‘兒童主任+網格員’的立體防護體系。”

“山上的索瑪花，今年結成了太陽，你說即使一顆小種子，也該有到達的遠方……”當關愛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公益歌曲《山野里的太陽》的旋律飄過山崗，四川省涼山州的檢察官們相信，“只要我們用太陽一般的愛去溫暖他們，幫他們重建希望和理想，這些山里的小種子肯定會長成自己的太陽，照耀其他人。”

當萬千螢火凝聚為陽，“山里的種子”也將真正穿過風、越過冬，飛往屬于自己的遠方。

（文中除專家外，其余受訪對象均為化名）

（來源：檢察日報·未來周刊 記者：何慧敏 見習記者：楊曉 劉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