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他63歲，寫了一封信給華國鋒，沒托人，不寒暄，只一句話，我想繼續為黨工作。

回信不是感謝，也不是慰留，而是五個字：你去青海吧。

革命老兵的赤誠之心

譚啟龍是1930年的紅小鬼，15歲入團，17歲帶人上戰場，出生在江西永新縣，家貧，排行老大，父親早亡，母親靠給地主縫衣服糊口。

1927年，永新暴動，紅軍來了，屋后山上的槍聲整整響了一夜，第二天，他偷偷跟著哥哥加入了少年先鋒隊。

他個子不高，說話帶永新口音，到了瑞金，他被分配在供給部放牛，毛主席在路上看見他，喊他“放牛娃”，他抬頭敬禮，站得筆直，沒說什么話，但記住了。

1931年，正式入了團，不久后當上小隊長，負責少年先鋒隊的操練，井岡山、吉安、萬安，他都在。

譚啟龍帶的人，從最初的10個，慢慢變成30個、50個，他自己背槍打過仗，一次在吉安戰斗中，帶人夜襲敵營，事后被上級寫進戰報，說他“勇敢、機智”。

抗戰爆發后，譚啟龍被調往新四軍，走了大半個中國，在皖南，他目睹一次撤退中戰士被炸身亡。

他默默記下地形，三天后帶小隊反擊，把失地奪回，沒有慶功，他只是把戰士遺體送回家，名字刻在木牌上，一塊一塊埋進山后。

1942年，譚啟龍被派往浙東，那年冬天，山里吃不上糧，他帶隊去換豬草，冷得說不出話，鞋底全凍裂。

“山溝溝里蹲了兩年，土話都學會了。”他后來講起那段，不說苦，只說“老百姓肯幫你，是最大的本錢。”

新中國成立后，譚啟龍先后主政浙江、山東、安徽，干部會議上，他一律坐中間，不發空話。山東時，他提出“南竹北移”，在魯南發展竹林產業，三年種下十多萬畝，解決了木材短缺。

有人說譚啟龍“會抓大事”，他說“抓不住細節就是空談。”

1960年代后，譚啟龍被調離崗位，理由是“需要休整”，他沒爭辯，回到上海家中休息。

那一年，他50出頭，沒人來找他談話，他安靜讀書，偶爾參加地方會議，從不多言，一坐就是十年。

直到1976年，局勢穩定，譚啟龍聽說中央開始調整干部，他主動寫信，不是申請復職，只是一句話：“如組織有安排，我仍愿為黨工作。”

信中無自薦，無履歷，他寫道：“貢獻不大，能力有限，唯有一顆赤誠之心，尚能余熱生光。”

很多老干部是托人遞話，他沒有，他把信投進上海郵局，掛號信，信封上只寫“中南海辦公廳收”，他知道該怎么走程序，他等。

兩周后，中央辦公廳來電，通知他赴京，無說明事由。

第二章：華國鋒的信任與抉擇

9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仍有哨兵輪換，譚啟龍走進中南海西門，被安排在豐澤園旁邊的招待所。

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員通知他去懷仁堂，會議廳內不大，有兩人等他，一個是組織部的干部，另一個是華國鋒。

華國鋒坐在左側，面前攤著他的簡歷和舊照片，照片是1950年代拍的，在浙江農田水利工地上，譚啟龍站在河堤邊，穿布鞋，戴舊帽子。

“你還想干工作？”華國鋒開口，語氣平。

他點頭，“我身體還行，還能走路，還能講話，只要組織需要，我去哪都行。”

華國鋒沒有繼續寒暄，他翻開資料，說：“你以前管過五個省，浙江、安徽、山東都熟，現在各地班子已安排妥當，只剩青海，你去行不行？”

這話沒商量余地，是試探，也是決定，青海當時干部緊缺。西北條件艱苦，經濟落后，交通不便，很多干部不愿意去。

譚啟龍聽完，沒有猶豫，“黨指哪，我去哪。”

組織部干部問他，“有沒有身體問題？”

他站起來，向左轉彎腰，“去年體檢，心肺正常，吃飯也香。”

三天后，任命文件下達：譚啟龍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離開北京那天，譚啟龍只帶了一個皮箱，一把剃須刀和一套工作服，家人不跟去，他說：“等我在那邊安頓下來，你們再來。”

很多干部是“提拔”，他是“上戰場”。

青海的開拓與貢獻

譚啟龍到西寧，是11月初，天剛下第一場雪，風大，氣溫零下，他穿了兩層棉衣，鞋是解放鞋，他習慣冷。

省委辦公樓在昆侖中路，灰磚舊樓，暖氣系統經常出問題，他自己提著暖壺上班，辦公室窗戶關不嚴，早上結霜。

上任第一件事，不是開會，而是走訪，他帶秘書下到湟中縣看冬季糧食儲備，車翻過日月山，車胎陷雪地，他下車自己鏟雪。

湟中縣干部說現在缺地膜、缺柴油，他當晚在縣委招待所寫了三頁紙，逐項記下，沒讓人寫匯報材料，他說：“我看見的比你們寫的多。”

回來后，主持第一個省委常委會，他只說一句話：“抓生產，穩民生，抓不住這兩個，別談別的。”

當年青海的問題，不止經濟，地廣人稀，藏、回、漢等多民族分布，溝通困難，牧區干部有的聽不懂漢話，開會翻譯都不到位。

他親自去海南藏族自治州，坐卡車顛簸一天，到了共和縣，縣委書記安排他住賓館，他拒絕，改住縣招待所，和基層干部同吃一桌飯。

第二天清晨，他和畜牧站工作人員一塊去牧區，路遠，得騎馬，他不會騎，坐在后鞍上，一路扶著前人肩膀，風大，他的眼睛凍得睜不開。

走訪三天，回來嗓子啞了，他照樣主持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嘴里的民族團結，要從村里走出來，先讓牧民知道我們來做事，不是說話的。”

1977年春，全省啟動大規模水利建設。

主要工程是大通河水系疏浚，預算緊，機械少，他調來山東和浙江支援過的水利骨干，青海本地施工隊日夜輪班，人手仍不夠。

他調動省屬單位技術人員支援，辦公廳干部白天開會，晚上去挖河溝，他親自到現場，穿舊布鞋，一腳泥。

工程按時完成，灌溉面積增加2萬畝。

他不是搞聲勢，基層干部說，他在的時候，不搞口號牌，不喊標語，哪家養羊，收了多少草，他能數得清。

1979年初，青海主要農區糧食產量提高12%。西寧市民均口糧有保障，物資供應逐漸正常。

3月，中央來電，調他去四川。

青海省委開會送行，沒有標語，沒有布置。只有會議室里一張長桌，座位不夠，干部站著。

他最后一句話是：“我到那邊也做一樣的事，抓人、抓地、抓吃飯。青海的事你們接著干。”

他下樓時，穿的還是那雙黑色解放鞋，鞋邊磨破，用布粘了兩層膠。

一生六次主政省委，沒有豪言，沒有送別，只有一地種子和數據。

歷史回響與精神傳承

他一貫講“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是口頭語。

1960年代在山東，他主持干部培訓班，有一次，戰斗報社寫他報道，說他“帶頭沖在第一線。”他看完把稿子退回：“別寫我，寫那個連隊排長，他帶人連夜搶修，鞋都濕了。”

報社說：“上級要樹典型。”

他回話不長：“那你找別人。”

這個排長后來沒記功，連名都沒上，他說得很簡單：“打仗不是為了露臉。”

在浙江時，有個林場承包單位利潤虧損，上級讓他簽字合并，他堅持不批，說“這個單位人沒錯，是地不行，合了是懶政。”

有人說他講原則，他說：“人做事不能糊涂，不能賴賬。”

毛主席對他影響深，不是理論，是早年在瑞金那幾年，毛主席管他叫“放牛娃”，他記得清楚，那時候總在山溝開會，他背個小口袋，帶干糧和紙筆。

有一次聽毛主席念魯迅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毛念完沒說話，他也沒說話，但回去后把這句話抄了好幾遍。

老了以后，他跟子女提過這件事，他說：“做人能做到這句，就差不多了。”

青海那些年，他沒立傳，不接受采訪，也沒留下日記，唯一一次采訪，是2002年中央黨校整理老干部資料，他只談了一件事。

他說：“華主席那年讓我去青海，是對我最大的信任，不是因為我能干，是他相信我不會出事。”

采訪者問他怎么理解“出事”。

他回答：“不走偏，不走斜，不自夸，不拉幫。”簡短，直接。

晚年住在成都，他的書架上沒有裝飾，只放了三樣：一本《中國共產黨簡史》、一個上海老鬧鐘、幾張泛黃的筆記紙。

去世前幾天，他交代子女：“我的事少講，講我做的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