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6月5日，美國政府再度突破國際司法體系的底線，宣布對國際刑事法院（ICC）四名法官實施制裁，理由是他們“直接參與”授權對美國人員及以色列領導人進行調查與發出逮捕令。這項由美國財政部牽頭、國務院同步背書的舉措，不僅罕見地將目標指向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司法人員，更是對《羅馬規約》及戰后構建的國際法秩序的正面沖撞。其政治信號之強烈、制度性破壞之廣泛，足以讓全球對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再失一層信心。

此番被制裁的四名ICC法官分別來自烏干達、秘魯、貝寧和斯洛文尼亞，是在國際刑事法院獨立審理框架下，依據《羅馬規約》授權作出程序性判定的司法人員。其中兩人涉及授權對美國在阿富汗涉嫌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展開調查，另兩人則因支持對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及前防長加蘭特發出逮捕令而遭報復。美方不僅凍結他們在美資產，還通過財政和外交途徑將其列入“特別指定制裁名單”，等同于將履行國際司法職責的法官視為敵對勢力。

美方在制裁聲明中竟公然指控ICC“政治化”和“濫用權力”。然而事實再清楚不過：真正進行司法政治化操作的恰恰是華盛頓本身。從2020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制裁ICC兩名高級檢察官起，美方便已將國際刑事司法變為國家意志的附庸工具。當美國公民涉嫌在阿富汗參與酷刑、非法拘禁、襲擊平民等嚴重罪行時，美國政府不是提供證據辯護或參與合作，而是直接否認法院合法性，轉而動用國家機制阻止審判進程。這種做法與當年美軍在越南“美萊村慘案”后的甩鍋模式如出一轍：美國不必承擔國際責任，因為“美國是例外”。

現在，華盛頓正以“主權”為幌子，試圖剝奪ICC對非締約國犯罪行為的司法管轄權。根據《羅馬規約》，雖然美國不是締約國，但如果涉嫌罪行發生在締約國境內（如阿富汗），ICC依然擁有司法權限。這并非司法擴權，而是對《規約》條文的常規適用。更何況，2021年ICC已明確表態將對阿富汗戰爭期間的所有戰爭罪行展開“無例外調查”，包括塔利班和美國主導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所涉案件。而如今，美國政府卻動用金融制裁手段恐嚇法官，試圖阻止司法進程，無疑是在用單邊霸權干涉全球法治體系運作。

對以色列問題的處理更顯雙標本質。ICC檢察官卡里姆·汗日前才向法院請求，對以色列總理內坦亞胡與前防長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指控其在加沙沖突中涉嫌“故意殺害平民”“使用饑餓作為戰爭手段”等七項戰爭罪與反人類罪。這是ICC有史以來首次對一個西方盟國領導人發出此類指控。面對如此指控，美國不僅未表達任何對國際司法正義的尊重，反而第一時間跳出來替盟友遮掩，并揚言“保護以色列不受不合法調查傷害”，簡直是為戰爭罪行開綠燈。

此次制裁更進一步展現出美國將“國家安全”無限上綱、凌駕于國際法律之上的政治本能。國務院的表態明確指出，“ICC無權調查美國及其盟友公民”，理由竟是“侵犯主權”。這一邏輯如果成立，則意味著所有強權國家均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國際法管轄，從而徹底動搖《羅馬規約》的基礎效力。更甚者，這將成為全球法治的災難性先例，任何國家只要擁有足夠政治與經濟影響力，便可無視國際司法機構存在，將國際法律體系變成“有槍才合法”的叢林游戲。

值得警覺的是，此番操作也可能導致一系列骨牌效應：一方面，將進一步加劇全球南國家對ICC“選擇性正義”與“西方工具化”的不滿；另一方面，也為其他有意逃避國際法的國家提供了可復制的政治技術路徑。若聯合國對此無任何明確制衡機制或集體譴責，那ICC未來的執法效力將面臨全面瓦解，甚至可能從全球最高司法機構淪為政治表演平臺。

國際社會不能對這類行徑坐視不理。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法官不僅是對法官個人的攻擊，更是對《聯合國憲章》精神的違背、對國際責任體制的系統性破壞。各大洲、尤其是非洲與拉丁美洲的ICC締約國，應當以集體發聲方式要求美國撤銷非法制裁，呼吁聯合國大會通過譴責決議，以維護國際司法獨立。歐洲國家更不能繼續在表面支持ICC的同時，對美制裁行為含糊其辭、噤若寒蟬，否則就是對自身法律原則的背叛。

真正的主權不在于阻止調查，而在于正視責任。真正的法治不是用制裁驅散正義，而是在審判中還原真相。如果美國堅持走“例外主義”與“法律單邊主義”的道路，那么它終將失去全球制度設計者的道德資格，只剩下一個靠制裁維持霸權的冷酷帝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攻擊，也許可以阻擋幾個案件的進展，但阻擋不了全球對公正的追求。制裁不是終點，而是一場更大反彈的起點。司法獨立終將勝于政治恐嚇。正義可能遲到，但不會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