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開了一場特別的會議。身兼數項要職的羅瑞卿當時正在昆明軍區視察工作，突然接到中辦廳通知，要他盡快到上海出席會議。羅瑞卿帶著疑惑來到上海，一下飛機迎接他的不是過去的中辦廳工作人員，而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吳法憲。

羅瑞卿跟陳丕顯、吳法憲都是老熟人了，關系一直不錯。羅瑞卿一見兩人，就察覺到不對：他們一反常態，說話做事的風格大變。老部下吳法憲一改過去的獻媚，嘴角綴著不自覺的冷笑，時不時看羅瑞卿一眼。

而老戰友陳丕顯則眉頭緊皺，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幾次欲言又止。羅瑞卿開口試圖尋找答案，陳丕顯顯然有苦難言，想說但沒法說，更何況還有個吳法憲在旁邊。羅瑞卿還發現過去一向健談的陳丕顯，今天跟自己聊天竟然時常接不上話，導致冷場。

面對羅瑞卿的探尋，陳丕顯一味回避，來回就那一句話：“你到了就知道了，有人正等著你。”汽車一到目的地，羅瑞卿就急急忙忙下車，輕車熟路地小跑去小樓會議室。果然有人在那等著了。

等候的人嚴肅且平靜地向羅瑞卿傳達會議的內容和決定——會議已經開完、羅不用參加了。他們通知了三個問題，羅瑞卿大驚之余又十分費解：這有的根本是無稽之談，有的是按毛主席、周總理指示做的。

看到羅瑞卿一臉的不可置信，他們遂向其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沒有這三條，有別的，你可以檢查檢查別的。”羅瑞卿更加疑惑了，連忙追問：“別的？什么別的？別的有什么呀？”答案是：“你和別人的關系不好。”

羅瑞卿不停重復“關系不好”四個字，情緒不斷變化。他不明白，太不明白了，關系不好算什么問題？跟別人關系不好也值得檢查？

次日，周總理找到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其中說道：“羅瑞卿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羅瑞卿聞言，思緒漸漸飄到建國后任公安部長那10年的經歷，當時很多規章制度尚未完善，他的公安部要管很多東西，其中就有負責毛主席的安全。那10年，他跟毛主席朝夕相處了很長一一段時間。

1951年10月，羅瑞卿收到多條線報，有敵特分子要來破壞我們的國慶游行活動，包括飛機轟炸等惡性行為。羅瑞卿報告毛主席，試圖取消活動，或者主席不要去參加。毛主席不以為意地擺了擺手：“轟炸也好，手榴彈也好，迫擊炮也好，我就要參加，照樣閱兵和游行。”

后來沒發生情況，毛主席高興地說：“我說沒事吧。”羅瑞卿沒有說話，只是笑了笑。就算再來一次，他也還是會那樣做，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嘛。關于毛主席安全事宜，羅瑞卿不遺余力地事必躬親，從來都是以縝密無懈為標準。

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時間，基本上毛主席的每次外出，他都會親自部署警衛工作，甚至還會到現場仔細檢查。很多人都說，羅瑞卿是毛主席的一個大警衛員，誰也比不上。1959年毛主席回闊別多年的家鄉韶山，羅瑞卿隨行陪同，這是一份多少人羨慕不來的殊榮啊。

毛主席善游，一生酷愛游泳，曾立志要游遍世界各大江河。最后雖然沒有實現，但還是游了國內不少地方。因為游泳，毛主席曾對羅瑞卿發過脾氣、流露出過不滿。

那是1958年6月，毛主席想去長江三峽游泳，遂在外地向中央打了份報告。羅瑞卿聽說后，當即帶了一些人去三峽試水情，從宜昌到重慶，再從重慶到宜昌。他對沿途水情進行反復偵察實驗，最后得出游不得的結論。

三峽地勢險要，有很多暗礁，導致水流湍急，存在許多又大又深的漩渦。羅瑞卿多次派出年輕的游泳健將下去試水，結果都是靠著拉住系有救生圈的繩子才活下來。回去后，羅瑞卿向毛主席報告：三峽真的游不了。

毛主席不信，堅持要游，最后說出“無非你們就是怕我死在那個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會淹死”。羅瑞卿趕忙解釋，自己不是那個意思，保護你的安全是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我不能讓你冒風險啊。

見毛主席發火，羅瑞卿便退了出去。接著，一些地方上的領導干部輪番來勸。最后還是勸不動。但是羅瑞卿把著最后一關，不管毛主席怎么說、怎么發脾氣，他就是不放行。最后毛主席無奈笑道：“不去就不去吧。”

類似的拉扯，發生過很多次，比如游湘江、武漢長江、珠江等等。羅瑞卿都有去實地考察水情，能游就安排，不能游的就堅決不讓。對此毛主席既欣慰又無奈。

1925年秋，羅瑞卿剛踏上革命道路的不久，有人引薦他拜訪吳玉章（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當時吳玉章告訴他：“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對人民有益的轟轟烈烈的事業，如同小說、舞臺上的英雄豪杰一樣，他們一登場，人人都高興。”這句話對羅瑞卿產生了終生的影響。

羅瑞卿生活的時代，是需要行動超過需要思考的年代。什么是革命？簡單來說就是“摧枯拉朽”。為了革命，他不惜跟家里決裂；為了革命成功，他著了魔一般把自己的一切投入到革命事業。

羅瑞卿率領抗大離開延安時，毛主席送給他張寫有“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字條。至清、至察是他革命道路上的根本原則，個人關系和個人問題不在他革命工作的考慮范圍之內。得罪人，羅瑞卿從來都不怕，怕了他就不是羅瑞卿。

羅瑞卿的原則性很強，從不遷就任何人。熟悉的干部不遷就，喜歡的干部也不遷就。1945年10月任晉察冀軍區副政委期間，他發現下面的部隊有個問題——各個軍分區、各個縱隊都有自己的“家底”，有的“家底”還不少，開廠辦公司開飯館。最后傅作義進攻張家口，部隊有行動，就找了大量民夫來搬東西。

民夫們拉著數百輛大車，頂著飛機的轟炸，把各種吃的、用的好東西搬進山里。羅瑞卿知道后，當即做出嚴肅處理，批評某些干部：“我們不是國民黨軍，怎么能做這些。”之后，他召開會議，連續整頓了二十多年。

羅瑞卿沒有強制他人認可自己“整頓政治紀律、群眾紀律”的報告，而是讓其一個個表態，不同意的可以說出來，講清楚理由就行。結果大家都沒話說，都認為雖然羅瑞卿批得尖銳罵得兇，但都是對的，有這樣的錯誤確實需要從上到下好好改正。

羅瑞卿既嚴以待人，也嚴以律己。解放戰爭，他長期坐一輛破吉普，有負責后勤的干部說現在有條件了（當時剛打完正太線，繳獲頗豐），好車不少，全用來拉戰防炮浪費，換一輛吧。他堅決不要，說那些車很重要，要是換自己的破吉普上去拉不上炮，會白死很多人的，這車實在沒法坐了自己還可以騎馬。大家都為他的話感到動容，再次受到了教育。

羅瑞卿自認革命數十年，都是這樣不顧個人關系好壞工作過來的，如今卻被指出跟別人的關系不好的問題需要檢查。他想不通，理解不了，但度過多年難熬的暴怒和悲憤后，他學會了另一種思考方式。

可是，羅瑞卿會變嗎？會變成那種主動搞好個人關系的大俗人嗎？當然不會。1977年8月重新工作、出任要職的他，還是當年那個不怕得罪人、一心為公的羅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