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打仗打的不是兵力，也不是武器裝備，而是對陣雙方對信息的獲取能力。

孫子兵法說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钡^對不會說人數多、武器好就一定能夠“百戰不殆”，要做到“知己知彼”，就是要充分掌握信息，既知道自己的信息，更要知道對方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信息的傳遞和獲取，有很多方式，一開始是人力，再后來依靠馬匹、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稍微先進的時候就能夠使用電報這種即時通訊方式了。

國民黨很早就掌握了先進的通訊工具，1931年第一次“反圍剿”的時候，國軍的部隊通訊都是用的無線電臺，通過發電報進行聯系。

而我黨那時候，還只能靠人力兩條腿傳遞，井岡山有幾百平方公里，絕大部分都是森林，山高林密，層巒疊峰，地勢險峻，部隊通常也是分散在各地，當年毛主席和朱老總互相尋找，朱毛和彭德懷互相尋找，只能靠人力，要花費了不少工夫！在這種情況下，我軍的通訊實在太難了！

直到1931年，我軍從張輝瓚師部繳獲一臺15瓦特的收發報機，如獲至寶。同時，還俘獲了數個無線電報務員，有兩個人自愿加入我軍，其中一個人叫王諍，他是我軍通信工作的開山鼻祖，也是我國通信行業，電子行業的奠基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創始人。

自此，我軍的通訊事業就大不相同，我軍對信息的獲取能力，明顯逐漸超過國軍。

我軍獲取國軍信息有兩種途徑：

一是依靠地下黨員。比如：傅作義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率部連克集寧、大同、張家口等重鎮，打得晉察冀軍區差點無法翻身，最后還是靠周恩來組織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親，體貼地留在傅作義身邊，這才逆轉了華北戰場的不利局面。

二是依靠通訊工具，這是是大部分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比如粟裕在華野司令部建有代號“四中隊”的技術偵察小組，這個小組掌握當時條件下的無線電高科技手段，能偵察和破譯敵方的各種重要密令。他們和地下黨員一起，構成了一個高效而快捷的情報處理網絡，被粟裕稱為“千里眼、順風耳”。

李默庵本來是國軍名將，抗戰中，李默庵參與指揮了著名的忻口戰役，在正面戰場上與板垣師團一對一地格斗，后來又在中條山打游擊戰，在國民黨將領中，這樣正規戰能打、游擊戰也會的人并不多見。可見，李默庵軍事指揮水準是一流，可他的任何軍事計劃一制定，都被粟裕的“四中隊”捕捉到。

反觀我軍粟裕這邊，深知“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的真理，為了實現“撤出海安，以運動戰殲滅敵軍”的目的，出于保密需要，粟裕不通過電報溝通，反而親自帶著一名警衛員，輪番使用摩托車、自行車、船只等交通工具，一天一夜趕到淮安，與上級溝通取得支持。

對于國共雙方來說，國軍的行動，我軍都知道；我軍的行動，國軍完全不知曉；信息已經嚴重不對稱了，國軍怎么可能還能打得贏呢？

因此，對于信息戰，我軍在初始階段確實是落后了一點，但我軍高度重視信息化建設，逐漸反超國軍，最終在信息戰上完勝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