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徐海東率紅25軍勝利到達陜北，成為第一個率部完成長征的將領，之后與劉志丹所部合編為第十五軍團，徐海東擔任軍團長，劉志丹犧牲后，徐海東成為了陜北紅軍唯一的軍團級高級將領，因其卓越的貢獻和歷史意義的代表性，1955年被評為大將，位列第二。

那么，如果是其他將領（之后的上將、中將或少將）率部率先到達陜北，會不會也會具備像徐海東那樣的地位，而成為開國大將？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經千辛萬苦抵達陜北吳起鎮時，已經是極度疲憊、物資耗盡、人員銳減嚴重（出發時約8.6萬人，抵達時不足8000人）。他們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缺衣少食、彈藥匱乏、傷病員眾多、對陜北情況不熟悉。

正是在中央紅軍最困難、最脆弱、最需要幫助的時刻，徐海東毫不猶豫地做出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決定：

一、傾囊相助，將紅十五軍團（由紅二十五軍和陜北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合編）僅有的7000塊大洋中的5000塊送給中央紅軍，解了燃眉之急，這不僅僅是錢，更是救命糧、救命藥。

二、無條件服從指揮，堅決服從中央的領導，將紅十五軍團置于中央的直接指揮之下，極大地增強了中央紅軍在陜北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基礎。

單純“率先完成長征到達陜北”是一個地理和軍事上的成就，如果其他將領率領一支幾千人的紅軍也完成了艱苦的轉移到達陜北，這當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績，會得到高度評價和相應的地位。

但是，徐海東的作用遠遠超出了“先到”本身，他的行動發生在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節點，他對中央紅軍的支援是救命之恩，極大地鞏固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陜北的立足點，穩定了軍心民心。

再者，紅軍將領的級別和最終的歷史地位，是由各種因素綜合而來的結果。

如革命資歷和貢獻：包括早期革命活動、根據地創建、歷次反“圍剿”、長征中的貢獻等。

如軍事指揮才能和戰績：所指揮部隊的作戰能力、取得的勝利。

如政治忠誠度和組織觀念：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擁護和執行，關鍵時刻的政治表現。

還有關鍵時刻的特殊貢獻：在重大歷史轉折點或危機時刻發揮的獨特、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徐海東除了資歷、戰功和組織觀念等，恰恰還有著特殊貢獻（挽救中央紅軍于危難），加上他卓越的軍事才能（紅二十五軍是長征中唯一一支人數不減反增的部隊）、堅定的革命意志和對黨的絕對忠誠，這些優勢決定了他在黨和紅軍中的地位（十大將第二位，僅次粟裕）。

這種在特定歷史節點上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是其他“先到”的部隊很難復制的機遇，當然，如果是其他覺悟高的將領，面對中央紅軍的求助，大概率也是會慷慨解囊的。

所以，如果其他將領率領一支幾千人的紅軍隊伍也完成了艱苦卓絕的轉移并率先到達陜北，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功績，該將領和部隊必然會獲得高度的贊譽、相應的軍事級別和重要的地位，他們會是陜北根據地的創建者或重要奠基者之一。

不過，幾乎不可能復制徐海東在1935年10月那個極其特殊、危急的時刻對中央紅軍所起到的決定性、救命性的作用。這種作用發生在中央紅軍最虛弱、最需要幫助的生死關頭，其歷史意義和產生的感激之情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教員每每說起徐海東都肯定他是“對革命有大功的人。”

就級別來說，其他“先到”的將領可能會成為方面軍級或軍團級的高級將領，在軍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但他們的歷史評價會更多地側重于其長征的勝利、部隊的保存與發展、以及在后續革命戰爭中的貢獻。

因此，雖然“先到”本身是重大功績，但徐海東的歷史地位和評價，是特定歷史情境（中央紅軍危在旦夕）中，更兼個人的關鍵抉擇（傾力相助、絕對服從）下共同奠定的，如果沒有徐海東雪中送炭的機遇和關鍵時刻的抉擇，也難以達到比肩徐海東的地位。